郑梦熊：从江山走出来的中国新闻界杰出人士（5）

                                 江  山

在中国记协担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时的郑梦熊

记得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采访来浙江访问的德国总统赫尔佐克时他曾说过：“我这个人爱做梦，有梦的人生才精彩。如果心中没有梦，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我估计郑梦熊也是这样想的，不信请朋友们接着往下看。

人生之梦，在“记者之家”升华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南侧的西交民巷，有几年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位白发老者早早地驱车来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上班，经常很迟才下班，不辞劳苦地为全国75万新闻工作者忙碌着，他就是干了40多年新闻工作的郑梦熊。1996年10月，因工作需要，中共中央把郑梦熊从人民日报社调到中国记协，担任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并主持中国记协的全面工作。

中国记协筹备会主任胡乔木

中国记协的前身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诞生。1949年7月，在北京组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胡乔木任主任。同年，中国记协筹备会与工、青、妇等15个全国性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年9月，中国记协筹备会被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接纳为会员。1954年成立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1957年3月14日，联谊会召开中国新闻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会议还通过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章程》，章程规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闻界的全国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同新闻界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郑梦熊与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国记协主席邵华泽合影

郑梦熊到中国记协后，已是64岁的老人了，并没有因年事已高想轻松一下，而是老当益壮，和在《人民日报》一样勤奋地工作，与中国记协主席邵华泽等领导一道，不断开创中国记协工作的新局面。

郑梦熊深知舆论的重要，自称是个“办报迷”，他“把报纸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中国记协有一份机关报叫《中华新闻信息报》，原为4开的小报。郑梦熊到中国记协后，经过他的出谋划策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将这份小报改名为《中华新闻报》，版面由原来的4开4小版改为对开8版的大报。为办好这份指导新闻工作和记协工作、反映新闻界呼声的报纸，他不顾工作繁忙，坚持挤出时间为该报终审重大稿件，亲自把关。记得有几次我将《中华新闻报》的大样送给他审阅签发，他已经午睡了，但见我将报纸大样送到，他立即从沙发上坐起来，并聚精会神地审稿。他风趣地说：“报纸是赶时间的，不能耽误。你们大样搞好了就拿来，我睡了也可叫醒我，审稿比午睡重要多了。”工作之余，他还为《中华新闻报》撰写了许多重要社论、评论员文章，有时忙得连“双休日”也不休息。为解决《中华新闻报》经费不足的问题，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他听说《浙江日报》在印制“迎香港回归丝绸报纸”，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不错，便指示报社负责人也印制一期“迎香港回归丝绸报纸”。报纸排好后，我和报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便直飞杭州，在“喜得宝”丝绸公司印制了2000份“迎香港回归的丝绸报纸”。报纸运到北京后，郑梦熊与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等领导出席了首发式。不仅使这期报纸成为迎香港回归的优秀宣传品，而且在北京的潘家园古玩市场上卖到4000元1份，报社营利150多万元。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这份报纸面貌大为改观。

郑梦熊与中国新闻界元老，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总编、广电部部长、中国记协名誉主席吴冷西交谈工作

为了把中国记协办成“记者之家”，发挥中国记协的重要作用。郑梦熊带领中国记协一班人，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指示精神及中宣部的工作部署，密切联系新闻界的实际，更好地服务全党工作的大局，进一步促进党的新闻事业繁荣发展。如何让新闻工作者写出好稿子、编出好稿子 、拍摄好作品？郑梦熊花大力气抓好了评选“百名优秀新闻工作者”、“中国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韬奋新闻奖”这4项中国新闻界最具影响力的大奖，进一步提高评奖质量。不仅理顺了摄影、漫画、版面、副刊等4个单项奖的评审程序，而且建立了复评既年赛制度。同时，他还抓了媒体间的新闻理论学习与交流工作。仅1998年，中国记协就先后召开了100家新闻期刊和40多家新闻媒体研究所的交流会，成立了中国新闻期刊协作会和媒体研究所协作会；举办了“新闻言论改革研讨会”、“夏青播音成就研讨会”，活跃了学术气氛，促进了新闻业务研究。 通过抓四项大奖的评审和表彰，一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新闻作品脱颖而出；大力开展新闻业务的研究，积极推动全国的新闻改革。他还利用工作之余，带头为《新闻战线》等报刊撰写新闻改革的文章，并在有关会议上发表新闻改革的讲话。2000年，人民日报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报海求真》一书，邵华泽为该书题写了书名。书中收录了他数十年来撰写的55篇新闻论文，真可谓是经验之谈。

郑梦熊与中国新闻界元老、 原新华社社长、《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通讯的主要撰稿人、中国记协名誉主席穆青在中国记协亲切握手

1997年，我国农村还有5800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生活非常艰苦。为此，党中央发出了“打好扶贫攻坚战”的号召，强调“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副会长，郑梦熊一贯关心农民的疾苦，中央的号召发出后，他立即提出了“新闻扶贫”的响亮口号，并认为这是中国记协和广大新闻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积极主动地为国家大局服务的实际行动。于是在这年4月，中国记协在北京举行了“新闻扶贫座谈会”，并向全国新闻界发出了《关于开展新闻扶贫活动的倡议书》。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全国新闻界的热烈响应，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纷纷开展多种内容、多种形式的新闻扶贫活动：有的开辟了新闻扶贫的专栏、专版和制作了专题节目，有的分期分批组织编辑、记者到到贫困地区采写报道，有的抽调新闻干部到贫困地区挂职锻炼，有的与贫困地区新闻单位开展“一帮一”活动，有的为贫困地区办实事（如向贫困地区赠送报纸、兴建希望小学、建图书室和阅报栏等）。1997年6月16日，在郑梦熊的策划下，由中国记协、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组建了“中国百名记者志愿扶贫团”，到西部贫困地区开展新闻扶贫活动。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单位积极响应中国记协的倡议，分数批派出优秀记者，奔赴青海、宁夏、甘肃等我国西部6省、自治区等贫困地区，开展调查研究，采写新闻报道，经受艰苦锻炼。记者们下去后，积极向贫困地区传播扶贫信息，向社会各界反映贫困地区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并与贫困地区的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受到了很好的再教育。这一活动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反响，许多贫困地区的群众感动地称赞：“扶贫的百名记者把党的温暖和过去的好作风带到了贫困地区，真是好得很！”

郑梦熊与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出席新闻工作会议

1998年夏天，我国南方的长江等流域和北方的松花江、嫩江流域，相继发生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灾，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亲自在江堤上指挥抗洪抢险，大批的部队战士日夜拼搏在长江等抗洪救灾第一线。与此同时，有上千名新闻记者也赶到抗洪抢险现场采访报道。为鼓舞记者们采访的士气，郑梦熊代表中国记协及时向抗洪一线的记者们发去了慰问信。随后，他又派出中国记协的干部到长江一线了解情况，掌握了大量在抗洪一线作出突出贡献的新闻工作者先进事迹后，便在《中华新闻报》上，先后编发了4期32个版面的《抗洪专号》，全面反映了当代新闻工作者的高尚情操。接着，中国记协又把参加抗洪抢险现场采访报道记者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汇编出版了《使命》一书。他还代表中国记协，牵头组织了报纸和广电系统的抗洪抢险优秀报道评选活动，评出了一批优秀的报道。这些工作得到了中宣部的肯定，也受到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欢迎。

郑梦熊与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后任新华社长、中国记协主席田聪明交谈工作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闻工作者队伍中出现了极少数记者利用工作之便，搞有偿新闻等不正之风，到90年代后期越来越严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郑梦熊根据中宣部领导的指示精神，在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方面下了大功夫，以树立新闻工作者的新形象。1997年1月15日，中宣部、广电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提出了10条具体的规定，要求广大新闻工作者遵守。中国记协修订公布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在这个基础上，1997年1月26日中国记协发布了《关于新闻工作者接受社会监督制度》的公告。随后，中国记协和其他几个单位联合设立举报中心，接受群众举报。中国记协公布举报电话后的20天内，就接到全国各地的160多个举报电话和120多封举报信。同时，中国记协又狠抓新闻采编与经营活动“两分开”，从源头上堵住有偿新闻。此后中国记协每年还开展一些活动，禁止有偿新闻。2000年3月30日，中国记协与中宣部、广电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了加强职业道德，禁止有偿新闻电视电话会议。会上，郑梦熊代表中宣部、广电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总结了1999年所做的加强职业道德，禁止有偿新闻方面的工作，部署了2000年有关这方面工作。2001年，中国记协又召开了加强新闻行业自律座谈会。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使搞有偿新闻等不正之风得到有力制止，中国新闻界出现了新风貌。

郑梦熊向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原任《光明日报》总编，后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汇报中国记协工作

“新闻工作者是党的宝贵财富，一方面要对他们严格要求，另一方面更要对他们关心爱护，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郑梦熊经常这样说。因为当时媒体记者在采访时，经常受阻挠、打骂、围攻，甚至发生非法拘禁记者事件。特别是1997年《福州晚报》记者顾伟因采写了黑心老板利用“老虎机”赌博坑人的批评报道，而发生了遭歹徒打黑枪的严重事件，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使他深为记者的人身安全担忧。他参照其他人民团体的做法，在中国记协国内部成立了权益保障处，具体负责维护新闻工作者正当权益的工作。1998年8月，经中宣部同意，成立了中国记协维护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委员会，成员由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和国家公、检、法、司有关领导组成，颇具权威性。“维权委”成立不到半年时间，就接到记者要求维权的来函来电124件（次），接待记者来访21人次。“维权委”对每一封来信、每一个来电、每一次来访，都做到认真登记、接听和接待，并在给投诉人员复函的同时转请有关部门协助核查处理，使这些侵权事件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1998年10月，《黑龙江日报》一位记者因采访哈尔滨市某区一私搭乱建事件，被事主和包工头打伤。中国记协“维权委”获悉后立即致函黑龙江省记协，向被打记者表示慰问，并希望黑龙江省有关部门认真处理这一事件。该省各级领导极为重视，省委副书记和哈尔滨市委书记都作了批示，要求哈尔滨市公安局尽快查处。这起记者被打事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全国50多家媒体作了报道，先后有200多人向被打记者表示慰问。由于中国记协和黑龙江省领导的重视，广大群众的支持，迫使打人凶手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受到了法律的惩处。事后一些记者打来电话说：“中国记协‘维权委’的成立，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真正感到中国记协成了我们的‘娘家’。”   

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范长江

2000年11月8日，全中国的记者欢欣鼓舞地度过了第一个“记者节”。说起这件事，也有郑梦熊的一份贡献。可他却谦虚地对记者说：“我觉得把１１月８日定为记者节，确实来之不易。它不是哪个人的心血来潮，也不是某个人立下的功劳。首先，它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关怀和重视的结果；其次，它是全国广大新闻工作者关心和支持的结果；再次，它是中国记协、各地方记协、专业记协共同努力做好工作的结果”。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就包括记者节，但没有确定具体日期。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国务院修订发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再次明确我国设有记者节，这在全国新闻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口头询问，有的电话询问，有的来信询问，都向中国记协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国务院文件中有记者节，我们看了非常兴奋和激动，但不知哪一天是记者节？请把具体日期告诉我们。"说实话，当时中国记协的领导对此也回答不出来，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从未度过一个记者节。解放前新闻界曾把９月１日作为记者节，解放后就自行取消了。中国记协根据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反映，专门就记者节问题召开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郑梦熊 认为国务院规定有记者节，这是党和国家对新闻工作的关怀和重视，中国记协有责任提出记者节具体日期的意见和建议。经过反复讨论，一致同意把中国记协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的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８日作为记者节的具体日期，这不仅有发扬革命传统的意义，而且在新闻界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国记协主席邵华泽同意这个意见，并亲自主持中国记协主席会议认真讨论，一致通过把１１月８日定为记者节的建议。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８日，中国记协正式向中央宣传部送上报告。中宣部领导十分重视，指示要广泛征求全国各地新闻界的意见。于是，中国记协立即向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和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记协发去征求意见的公函。各地经过新闻界同仁充分酝酿，绝大多数都同意１１月８日定为记者节。这些意见反馈上来以后，郑梦熊代表 中国记协再次向中宣部作了汇报。中宣部经过研究，同意中国记协的报告。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５日，中国记协向国务院送上《关于确定记者节具体日期的请示》。国务院领导十分重视，指示国务院有关人员再征求中央主要新闻单位的意见，然后又把中国记协的报告送给每位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审阅。最后，由朱镕基总理签发同意。２０００年８月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确定１１月８日为记者节。2000年８月１１日，新华社播发了这条新闻，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产生的喜讯立即传遍了祖国大地。

在中国记协工作期间，郑梦熊还大力推进中国记协与国际同行间的交流合作，使中国记协每年都有大量的出访活动和接待工作，其中仅1997年至1998年间，中国记协就组织了国内媒体人员出访和接待国外媒体人员来访的交流团组34个，总人数206人；自费团组60个，总人数100多人。还有在党代会、全国“两会”、 香港回归、澳门回归 等我国举办的各种大型会议和活动中，接待了大批境外媒体的记者来访。在为境外记者服务和为内地地方新闻界服务方面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

郑梦熊率领浙江日报代表团访问日本新闻单位

郑梦熊曾多次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过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墨西哥、越南、泰国、老挝等国家。他无论在任何场合和时间，始终不忘记自已是一个共产党员和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和责任。有一次，他赴莫斯科参加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前途问题的讨论会。会上，不少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都非常灰心地认为“社会主义彻底失败了”。轮到郑梦熊发言时，他就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正蒸蒸日上，生机勃发……他最后大声地说：“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会场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一些国家的代表纷纷走上前来同他握手，表示赞同他观点。第二天，《真理报》就全文发表了他的讲话。有一次，他在接受一位美国记者采访时，美国记者有意问他：“你们《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每篇文章，是不是都要经过共产党政府审查？” 郑梦熊回答说：“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除了社论以外，各个版的稿子都由总编辑签发。国外的一些媒体常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真是那样的话，中国怎么会有2000多家报纸呢？”几句有理有节的话，说得这位资深的美国记者连连点头。1997年，郑梦熊应日本新闻协会的邀请，率领中国记协代表团访问日本，协商恢复停止多年的中日两国新闻协会交流等事宜。在会谈时，该国有一家发行量较大报纸的总编辑，自恃见多识广、能言善辩，故意对我国的宣传报道工作提出了一些不友好、不正确的观点，想在谈判中给中国记协代表团先来个“下马威”，使谈判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作为中国记协代表团团长的郑梦熊听后沉着应对，立即以说理的方法，首先严肃批评了该报在一段时期对我国不客观、不公正的报道，而且有力反驳了这位总编辑的错误观点。使这位总编辑当场向我方表示歉意，并表示今后一定改正。郑梦熊在谈判中还强调指出：“我们两国政府都坚持《中日联合公报》，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两国新闻界难道不该遵守这个公报开展友好交流吗？尤其是在强调新闻自由时，也应强调社会责任，这是被各国新闻界普遍认可的。因此，中日两国新闻协会也应在国际准则的基础上，开展友好的合作和交流活动。”日本新闻协会负责人对此表示完全同意。经过了几天的会谈协商，中日两国新闻协会一度中断的交流合作活动从此又恢复了。

郑梦熊出席第九届全国政协大会

由于郑梦熊长期的努力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党和群众的充分信任。因而在1997年，他被选为党的十五大代表；1998年2月，又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姓名和业绩，还被收入《中国当代杰出共产党人名录》。他的“人生之梦”，也在“记者之家”得到了升华。

从江山县城的一位18岁青年学生，到衢州、建德地区当团干部；从偏僻的农村走进省会的《浙江青年报》、《浙江日报》，再到京城的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从当通讯员时发表豆腐干块的小稿子，到在《浙江日报》、《人民日报》上经常发表重要文稿；从一位普通的记者到浙江省委机关报的总编辑，再到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副社长、副总编辑；从《人民日报》的高位上到中国记协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郑梦熊的“理想之梦”、“事业之梦”、“人生之梦”，虽经历了诸多坎坷、诸多风雨、诸多考验。然而，他在“希望的田野上”、“新闻的园地里”、“记者之家中”，经过长达54年的辛勤耕耘、不停播种、浇洒心血、奋力拼搏，又经历了“理想之梦”的形成、“事业之梦”的实现、“人生之梦”的升华，收获了累累硕果。但郑梦熊在谈到这些人生经历时，却谦虚地说：“我没有什么本事，也干不出惊天动地的事，一辈子就是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老老实实工作。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和新闻工作者，应该时刻坚持党性原则，宣传党的主张，严守党的纪律，捍卫党的声誉；作为一个前期搞过农村报道的新闻工作者，我崇敬老农民朴实无华、不怕艰苦、辛勤劳作的‘老黄牛’精神。无论是共产党员的本色也好，老农民的本色也好，都很珍贵，是我此生不该忘怀的。说实话，我只是个平凡的新闻工作者，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记者问他：“您的人生格言是什么？”他的回答是：“认认真真学习，兢兢业业工作，俭俭朴朴生活，老老实实做人。”这也许就是他“梦想成真”的秘诀。

郑梦熊担任了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新闻出版界别委员召集人，在全国40位新闻出版界委员中，还有一位原人民政协报副总编汪东林先生（第三排左一）也是江山人，从中可见江山新闻团队之实力

采访结束后，笔者从郑老的书房来到客厅，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邵华泽为他题写的书法：“登高望远，自强不息”，这也许是郑老人生的真实写照。郑老的夫人许蓉贞女士热情地端上了清茶和水果，并打开DVD让记者看录像。随着一阵悦耳动听的音乐响起，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画面。在杭州万松书院两旁长满绿树的山道上，梁山伯与祝英台边走边唱，声情并茂。演员无论从唱腔、表情、动作到服饰，都与剧情非常吻合，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令笔者没有想到的是，剧中扮演梁山伯的演员竟是年已70多岁的郑老夫人，这是她参加老年大学越剧班学习的成果。郑老与许蓉贞女士是1955年在建德工作时认识，并于1957年春节结婚的。1958年郑梦熊到省城工作后，她也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杭州的一家丝绸厂，先后当过打字员、播音员、教员、讲解员、档车工、会计。长期以来，为了让郑老一心扑在工作上，她在50岁那年就提前退休，全力做好家里的所有事情，从不让郑老操心家务事，儿子、女儿都是她好不容易拉扯大的。在郑老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那些岁月里，她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吃了很多苦,但她总是顽强地站在郑老的背后，理解并支持着他的一切，与他同甘苦、共命运。所以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男士的背后，必定有位贤慧的女士。”这句话在他俩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告别郑老夫妇，笔者很快想起中央电视台有一档《夕阳红》节目，这档节目有一首片头歌，歌词是著名词作者乔羽写的：“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笔者在此把这首歌献给中国新闻界的老前辈郑梦熊主席和他的夫人许蓉贞女士，因为他俩是受之无愧的！

郑梦熊老先生的全家福

中国新闻界杰出人士郑梦熊老前辈的事迹就介绍到这里，敬请朋友们关注星期一的内容。

总编辑：徐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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