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祝贺全国“两会”圆满成功

北京饭店：我在这里独家采访贺一诚

江 山

今年全国“两会”开幕时，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看到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贺一诚先生坐在主席台上，便回想起了2011年3月6日，我在北京饭店16楼贵宾室独家采访他的一段经历。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都是新闻媒体抓新闻的好时节，所以2011年我供职的浙江省委统战部主办的杂志社把这一年“两会”期间报道的热点人物,确定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澳门特区立法会副主席贺一诚先生，并由我赴北京去采访他。

我与贺一诚先生以前曾多次见过面，因为每年春节前，浙江省委、省政府都要由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率团，在香港、澳门临近的广东深圳、珠海举行浙江籍香港、澳门同胞新春团拜会，邀请他们到宾馆联谊。董建华、贺一诚、范徐丽泰等一批浙籍的港澳同胞（包括数位浙籍台湾同胞），都曾前来聚会。

新春团拜会的具体议程是：先由省领导和香港、澳门同胞的代表在会上致辞，接下来由浙江歌舞团、浙江越剧团、浙江京剧团、浙江话剧团、浙江杂技团等著名演员表演《采茶舞曲》《五女拜寿》《谁不说俺家乡好》《我爱您，中国》等节目。

我记得其中有一年是贺一诚先生作为主宾，他的夫人和女儿都来了，带团的省委副书记夏宝龙特意要我把贺一诚先生和家人的照片多拍一些。随后我把他和家人在现场的一些精彩活动画面都拍摄下来了，并寄给他。

这次去北京前，我给贺一诚先生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请她安排采访事宜。她的意见是“两会”期间贺先生参加的会议和活动较多，许多媒体想采访他都推掉了，因此采访时间比较难安排，能否推迟在平时再采访?我想了一下，贺一诚先生一般都在澳门和北京两头跑，真正回浙江的时间不多，下次要去采访还是要去北京。于是我便跟他的秘书说我们杂志的版面已留了，务必请她跟贺一诚先生协调一下，给我们安排个采访时间。她答应了，但哪一天采访确定不下来，有可能要等时间。

刚好，我们省委统战部有几位领导也要去北京，于是我们一起订下了机票，与3月3日直飞北京。三月的江南，已经比较暖和了，但北京的天气仍是非常寒冷。我与几位部领导乘上浙江省政府驻京办事处的面包车从首都机场出来，发现路边的一些河上还结着冰。由于省政府驻京办在北京东北角的北京市北三环马甸桥南路，处地相对比较偏，所以我们就住到北京市中心的人民大会堂西南侧的宁波饭店。

到北京的第二天上午，我就给贺一诚先生打电话，想在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前采访他，可打了几次电话打不通。后来才知道他在人民堂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会议，会场的电话是屏闭的。3月5日是全国人大开幕的日子，我知道不便采访他，便去解放军总政治部大院拜访了中国记协名誉主席、人民日报原社长兼总编辑邵华泽先生。

3月6日上午，我再给贺一诚先生打电话，电话还是不通。我便给他的秘书打电话，她告诉我：“贺一诚先生今天要参加讨论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而且还要发言，只有下午会议休会后吃晚饭前才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晚上还有个活动。昨天北京有家大刊的记者也是挤时间急匆匆采访他，结果稿子给他审没通过。今天能不能完成采访任务，就看徐先生你了?”

   有句话说“功夫在诗外”，其实采访也是如此。放下电话后，我立即为下午的采访作准备。由于采访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我便在宾馆里将电脑中保存的贺一诚先生的背景资料，先整理一篇专访初稿，到下午4时半，一篇5000字左右的初稿终于整理成了。于是，我便按约请省政府驻京办的司机开车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去。

由于临近当天的会议要休会，从人民大会堂经天安门广场去长安街的路，都实行了交通管制，各路口站着许多交警，一般的车辆不让过，好在我坐的车有“两会工作用车”的牌子。车子开到北京饭店，前门不让停车，我们绕到饭店后面停车的院子里才停下，然后我背着采访包到饭店前门过安检。从饭店大堂到电梯口，有4名工作人员守在那里，没有参会的证件是进不去的。先前贺一诚先生的秘书已与会务组联系过了，我上前一说工作人员打开一个记录本，上面已记着我要去采访贺一诚先生的内容。我把工作证交给他们后，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采访证，并请我到16楼贵宾室等候。到贵宾室门口，有位女服务员把我领进去请我在沙发上就座，并泡了一杯茶。

北京饭店位于天安门东面、长安街北面的繁华地段，是北京著名的百年老店，始建于1900年，由两个法国人在东交民巷外国兵营东面开了一家小酒馆，并于第二年搬到，正式挂上“北京饭店”招牌。1903年，饭店迁至东长安街王府井南口，即饭店现址。1907年，由实业银行接管北京饭店改为有限公司，新建的北京饭店从建筑风格到内部设施都标志着饭店成为京城首屈一指的高级饭店。抗战胜利，北京饭店由国民党北平政府接收管理，一度成为专门接待美军的高级招待所。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饭店的命运才随之出现转折，成为新中国国务活动和外事接待的重要场所，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1954年和197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饭店相继进行了两次扩建，一度成为北京城内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标志建筑。如今北京饭店依然是重要国事活动和会议的首选场所，她在承载着酒店功能性和特殊政治身份的双重使命中见证了中国的变迁。

    我在贵宾室转了一圈，发现外间几只柜子里摆放着精美的瓷器,还有几条高档的皮沙发，显得华贵高档；里间墙壁上的挂着几幅油画，地上摆着几条紫色的沙发，搭配很和谐，无论是会客或者采访，都是一个舒适的场所。我坐在沙发上等了近一个小时，终于听到女服务员的开门声，我起身一看，身材高大的贺一诚先生已走到我的面前。刚从人民大会堂过来的他与我亲切握手寒喧之后，我便开始采访。我先拿给他一本我们的杂志，他翻阅了几页后说：“这杂志我看到过，办得不错。”接着我讲了这次采访他的意图，为节省时间我把刚写好的初稿给他看，请他提意见和作修正和补充。他认真看完后说：“稿子写得不错，基本事实是没问题的，但要加一点我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多次提出了《关于切实维护澳门地区实行‘一国两制’和繁荣稳定的议案》这方面的内容。另外，还可以在文中介绍一下我的父亲贺田先生的事情，他祖籍浙江义乌，出生于杭州，于上世纪40年代末移居澳门。1956年，他在澳门制造业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就开始创办澳门本土第一批制造业企业——贺田工业有限公司，他也成为澳门第一代内地来的著名爱国实业家。父亲生前任澳门出入口商会监事会主席、澳门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澳门苏浙沪同乡会创会会长、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名誉顾问、浙江大学顾问教授、浙江树人大学副董事长，曾荣获澳门政府工商业功绩勋章。”

一聊到浙江，贺一诚先生脸上流露出了深深的感情。他说：“我1957年6月在澳门出生，7岁在澳门上小学。1976年夏天，我从澳门培道中学毕业后，父亲就让我参与到贺田公司的工作中，先让我当工人，接着当科长和副厂长、经理。我在工作中像父亲那样，养成艰苦奋斗、勤俭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商道打磨有成之时，我本来是可以到国外去深造，因父亲和我都热爱祖国和故乡。1992年我回到西子湖畔的祖国内地著名学府——浙江大学深造，学习机电和经济专业。学成之后，我还被浙江大学破格聘任为客座研究员。1987年1月，在浙江省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首次吸纳了港澳浙江籍知名人士省政协委员，我就被增选取为首批来自港澳地区的省政协委员。此后，我连续担任了第六、七、八届浙江省政协委员，直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

我们说着聊着，半个小时已超过了15分钟。贺一诚先生便与我握别，要去参加另一个聚会，我回到宁波宾馆。当晚我将稿件进行修改和补充，再发电子邮件给贺一诚先生的秘书让他审阅。第二天，他秘书就把经贺一诚先生审过的稿子发还我，并配了几张他在全国人大开会的照片。回到杭州后，我们就把稿件发在当月的杂志上，这次有意义的采访活动圆满结束。

附：我采写并在我们杂志上发表的稿子

贺一诚：爱国爱澳爱乡的澳门赤子

经过多次电话联系，2011年3月6日下午5时30分，笔者在北京饭店16楼贵宾室里采访了出席“两会”的全国人大常委、澳门特区立法会副主席贺一诚先生。身材魁梧的贺一诚先生健步走进会客厅时，爽朗的问候中夹带有浙江口音，富态的脸上充满着自信。握手时他的手强劲有力、脸上笑容可掬，很快使现场气氛变得非常亲和、融洽。

      在摆着青瓷、挂着名画的会客厅皮沙发上坐定之后，笔者将我们一本全彩印刷的杂志送给贺先生，他愉快地说：“这本杂志浙江海外联谊会一直给我寄，我经常看，办得不错。”笔者便请他先谈点与故乡浙江有关的事。

深深的故乡情  

1957年6月12日，贺一诚先生出生在澳门的一个商人之家，贺一诚先生的祖籍在浙中地区的义乌市。贺一诚先生的父亲贺田先生，是澳门著名工商实业家，1918生于浙江义乌，1936年毕业于南京机械工程专科学校自动车系。上世纪40年代末移居澳门，50年代创办澳门贺田工业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生前任澳门出入口商会监事会主席、澳门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澳门厂商联合会监事长、澳门苏浙沪同乡会创会会长、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名誉顾问、浙江大学顾问教授、浙江树人大学副董事长，曾荣获澳门政府工商业功绩勋章。

贺田先生是第一个在澳门盖厂房办工厂的，当时，这个小渔岛一片荒芜，不通水也没有电，有人说，贺田准是发神经病了。当贺田和人谈及这些往事时，不时发出朗朗笑声，因为他没有发神经病，而是发展成就了拥有30万平方尺的厂房，能自行设计开发高科技电子、机械产品的贺田工业王国。

贺田先生的经营之道在澳门是出了名的。他说，做生意应当用文化去做。他在经营管理非常严格，每天都要到车间转悠，并亲自监督公司的每一笔开销，他核算成本是要算到小数点后三位数。一次，他发现有个月的水费比平时高出许多，这个变化，别人都没大注意，贺田却一层楼一层楼地查找，终于发现了有层楼的水管在漏水。

贺田先生领导的工业公司生产的充电电池有60多个品种，一些国际知名的通讯公司都是他的客户。他研制的家用面包机风行欧美市场，所采用的经销方式是通过大型经销商，而不像其他家电产品厂家采用的推销员销售方式。贺田坚持让产品质量取胜，他没有推销员，却又有成千上万个推销员，因为他的每一件品质优良的产品都是他的推销员。在公司里，他是绝不允许工程师和工人对他说“差不多”、“还可以”这类字眼的。

澳门工商界曾有段这样的佳话——有位美国大客商到澳门与贺老先生洽谈生意，当时富甲一方的贺老先生竟开着一辆极普通的轿车去机场迎接。美国老板习惯了与港澳客商打交道的炫富风格，便奇怪地问贺老先生：你那么有钱，怎么会开着这样普通的车？贺老先生笑道，如果开高级轿车，会加大生意成本，我还会把这笔加大的开支转嫁到你的身上。美国人听罢，不仅很快签约，还向自己员工讲述了这段有关东方商业文化的美谈。

祖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之初，便有一批港澳同胞响应号召踊跃回内地投资，贺田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先后在浙江杭州、宁波等地城市开设工厂。贺田公司从1992年开始与浙江大学合作，分别在澳门和杭州建立了工业技术研究所，进行新产品开发和培训管理技术人才。此后，当客户走进贺田工业公司的产品陈列室里，一种环保太阳能灯就会吸引人们的眼光。这种造型古朴可供露天使用的灯具，不需要电源，靠白天吸收太阳能，晚上即可通宵大放光彩。这就是贺田公司与内地科技人员合作的产品。同时，贺田公司的工人有70%来自内地。

贺田先生一生积极支持内地现代化建设和家乡建设，对推动澳门工业尽心竭力，对澳门社会公益和文化事业贡献良多，深受友侪敬重。

1997年9月2日，贺田先生在香港养和医院溘然病逝，享年83岁。贺田住院期间，王兆国、马万祺、王启人、张俊生等各界人士曾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他的慰问之情。

贺一诚从小到大，也从父亲身上吸取了浙江人的许多可贵精神和传统美德，为他后来的事业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76年夏天，他从澳门培道中学毕业后，父亲就让他先在车间担任工人，他像父亲那样，养成艰苦奋斗、勤俭务实的工作作风，表现非常出色。

在商道打磨有成之时，本来贺一诚是可以到欧洲、美国去深造的，但他却把眼光投向了故乡浙江。1992年他来到西子湖畔的内地著名学府——浙江大学深造，学习机电和经济专业。他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学成之后，还被浙江大学破格聘任为客座研究员。

贺一诚先生的从政之路也是在故乡浙江开始的。早在1987年1月，在浙江省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首次吸纳了港澳浙江籍知名人士省政协委员，他就被增选为首批来自港澳地区的浙江省政协委员。此后，他连续担任了第六、七、八届浙江省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为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多位浙江省的领导称赞贺一诚是位优秀的浙江儿女。

回想起这些往事，贺一诚先生高兴地说：“我们浙江在改革开放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发展多项指标长期位居全国第四，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多年位居全国第一，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为浙江的父老乡亲庆幸并深感骄傲。”

浓浓的澳门情

贺一诚除了对浙江的故土有很深的感情外，他对澳门这一片土地也有着浓厚的感情。早在20世纪70年代青涩的中学时光，他就积极参与到贺田工业有限公司这个澳门工业王国建设之中。经过几十年的拼搏，他从普通工人到生产科长、副厂长到厂长，从贺田公司董事、总经理到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澳门厂商理事会会长，都是靠自己的辛勤努力，从最基层一步一步地走向更高的职位。在这期间，他不断抓住机遇，把祖业贺田工业公司稳步发展并不断扩大，先后从事制造业、电子业、太阳能、酒店业、房地产业等多个行业，不仅成为父亲的“守业者”和公司的创业者，更成为粤港澳知名的企业家。在不惑之年，他一直关心澳门商界的发展，热心支援内地建设，得到了政商各界的认可。

谈起澳门的变化和澳门人当家作主的曲折经历，贺一诚先生回忆道：由于葡萄牙政府的压制，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澳门人，基本没有说话的权利，政府局长以上级别的官员，都是从葡萄牙本国带来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澳葡政府为了制衡管理机构中澳门土生葡人的反对意见，才引用个别华人参与政府管理，但仍然不会在决策层里出现。直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之后，澳门人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了真正的主人。澳门人不仅可以担任特首等澳门政府官员，还可行使权利选出自己的全国人大代表，并第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使用了“澳门代表团”的名称。澳门人不仅可以参与到新政府的管理、决策工作，还可以在《澳门基本法》的框架下，制定完善的、适用于澳门自身发展的法律法规。这既是澳人治澳的重要体现，也是澳门人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更是回归后澳门人最大的收获。

    2009年是澳门特首的大选年，身为澳门特区唯一全国人大常委的贺一诚先生，引起了许多媒体的关注，并被外界盛传为澳门第三任特首的热门竞争人选之一，而他却最早提出不参选，体现出主动让贤的高尚风范。这一年，他参加了澳门立法会议员的角逐，并当选澳门立法会副主席。此前，他已经当选澳门特区行政会员会的委员，这个职务本来是可以兼任的，但他当选了立法会副主席后，认为自己的身份不能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这样难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另外自己已当了近5年的澳门特区政府行政委员，对政府的行政架构已比较了解，应该把这个机会留给其他人，以发挥其他人的才干，自己集中精力做好立法会副主席的工作（后来又当选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所以，他于同年10月毅然辞去特区政府行政委员一职。这两个明智的举动，都得到社会上的好评。

2010年，新一届澳门特区政府接受了澳门立法会的意见，开始制定立法规划。同年11月，崔世安特首发表了《澳门特区2011年度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很多人注意到，在这份施政报告后面，首次附录了澳门特区政府2011年法律项目及时间表，把全年4个季度的立法规划全部整理出来了，让人一目了然。相关人士评论指出：这是澳门特区政府“公开透明化”的创举，而这一创举的推动者，就是新任澳门立法会副主席贺一诚先生。

无论是在贺田工业公司的总经理位上，还是在澳门特区政府行政委员、立法会副主席、主席的任上，贺一诚先生分别为澳门创造社会财富和就业机会方面、为特区政府行政和法律完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此，1999年他获得了澳门总督颁授的工商业功绩勋章，2001年荣获澳门特区政府颁授工商业功绩勋章，2009年又荣获澳门特区政府颁授的“金莲花荣誉勋章”。

                  亲亲的祖国情

贺一诚先生作为一位中华英才，他心中深深的浙江情、浓浓的澳门情，最后全都归结到亲亲的祖国情之中。从贺一诚先生的许多言行甚至是名字之中可见，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

2001年3月15日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身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贺一诚先生光荣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他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150席中的一员，也成为澳门特区的唯一，此前只有何贤、马万祺、何厚铧先生相继担当过此大任。

从普通公司任职到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道路上，贺一诚亲历了澳葡政府殖民统治的压抑和澳门回归祖国后的腾飞巨变。从没有发言权的华人小职员到澳门人翻身做主并参与国事的全国人大常委，角色、身份的巨大转变让贺一诚感到身上承担的神使命和重要职责。他不无深情地对记者说：“全国人大的工作是神圣的，是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我不可以、更没有权利丝毫懈怠。澳门立法会的工作，是我生命中的第二位，我在参与全国人大工作的同时，也要为澳门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贡献。至于公司生意，有吃的就够了；国家利益，始终排在我生命中的第一位。”

担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近20年来，尽管贺一诚先生有澳门立法会的许多工作和贺田工业公司大量繁杂的事务要做，但他总是以绝对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安排为中心，每年至少1/3时间在北京，没有请过一天全国人大工作的假，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保持着“全出勤”的记录。10多年来，贺一诚先生先后参与了国家近一半法律的立法与修改、审议和到地方视察等相关工作。同时每年还向全国人大提交8至10个建议，他先后为西部大开发等工作提了许多好建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许。其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我国出口遭受重大打击，加上长期受出口保险金额过少制约，出口企业经营极其困难。贺一诚先生在200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与其他澳区全国人大代表联署，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出口信用保险，加大保证金额。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并在3月底“拍板”采纳这一建议，对当年我国出口起到很大的支持作用，该建议因而在中央有关报告中获得了表扬。

采访结束前，笔者问贺一诚先生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了哪些建议，他告诉笔者：“我从2月22日就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中间几乎就没有休息过。今年我提出的建议有包括横琴岛开发、加强广东和澳门两地合作、加强水利建设和项目监管等建议，我相信这些建议将对国家建设、澳门发展、改善民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握别了贺一诚先生，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记者深切地感到贺先生把为全中国人民服务当作他神圣的使命和肩上的重要责任，并在为此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着，这是一种十分高尚的情怀。

附记：2019年8月25日，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结果揭晓：前几个月因参选特首而辞去全国人大常委、澳门立法会主席的贺一诚先生，获得了392张有效选票，当选为第五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人选。同年12月20日，他正式就任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就任后，他坚决执行中央政府“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方针，在去年的反对“港独”斗争中，有几个“港独”分子企图到澳门闹事，他们没想到一到澳门就被驱逐出境了。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澳门特区严格防控，取得了不俗的战果。

总编辑：徐忠友

                      主办

浙江省区划地名学会

       浙江省之江区划地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