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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风雨茅庐”:当年曾住过一位抗日文豪和民国美人

江山

在杭州市大学路场官弄63号，有一所古色古乡的“风雨茅庐”。它是谁的故居呢？前不久笔者来到这里采访后，才知道当年这里曾住过一位抗日文豪和民国美人。在此，笔者特向朋友们详细介绍一下“风雨茅庐”男女主人与这所故居等一些往事吧。

年轻时酷爱读书和文学创作

1896年12月7日，“风雨茅庐”的男主人郁达夫出生在浙江省富阳县（现为区）满家弄的一个中医世家。没想到在他3岁那年，父亲郁企增因病去世了，家庭即刻陷入困境，这是他人生所经历的第一次风雨。7岁那年，母亲陆氏把他送进私塾读书。5年后，他进入富阳县立高等小学，读了两年现代教学方式的高小，获得了相当于“秀才”的身份。

1910年，郁达夫考入杭州府中学堂，与后来成为大诗人的徐志摩是同班同学。不久，他因经济困难转读嘉兴府中和杭州蕙兰中学。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全浙公报》和《申报》等报刊投稿，他在《全浙公报》上发表的第一首诗就是模仿宋人“五古”的旧体诗。1912年9月，他考入之江大学预科班，但因学校里发生了一位炊事员殴打学生的事件，他与10多位学生领袖发起罢课学潮，声援被打的学生，结果被校方开除了。

1913年，母亲陆氏卖掉家中不多的田产，让郁达夫随长兄郁华赴日本留学。1914年7月，他进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母亲的想法是让他学点医学技术，以传承医学世家的家业。然而，他在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外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并迷上了文学，直至开始尝试小说、诗歌创作。

1921年6月8日,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的寓所内，郁达夫与当时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经过协商，成立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一个文学团体——创造社，并于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随后陆续出版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不久，郁达夫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后，便轰动国内文坛。

1928年，郁达夫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29年2月，创造社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郁达夫系发起人之一。1932年12月1日，郁达夫在《现代》杂志（2卷2期）上发表短篇小说《迟桂花》，再次引人瞩目。

在国内和新加坡开展抗日宣传

1933年4月，郁达夫因受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与妻子王映霞举家迁移杭州。用稿费、版税和借款购进了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南侧一块空地，建起“风雨茅芦”，并由著名学者马君武题匾。“风雨茅庐”系郁达夫自己设计，布局分正屋和后院两部分。进大门，两侧有五六间平房，穿过天井，有三间正屋，坐北朝南，正中一间为客厅，有后轩。厅东西为卧室，三面回廊。正屋东北有卫生间、厨房等。正屋与后院以花饰砖墙相隔，后院建平房三间，为书房和客房。离地半米，四周筑有台阶和回廊的一排三开间砖房，以及用影墙圆门隔开的另几间书房，内有假山点缀，林木参差，环境幽雅。加之假山花木的庭院，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平房别墅。

对于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在“风雨茅庐”的生活情况，笔者前些年曾采访过全国人大原常委、浙江省人大副主任毛昭晰先生，他说自己一生热爱并保护中国的历史文化，跟文化名人郁达夫、王映霞的影响多少有点关系。郁达夫是新文学运动涌现出的著名作家之一，王映霞被称为“杭州第一美女”。

“风雨茅庐”的女主人王映霞1908年生于杭州，她不姓王而姓金，小名金锁。"锁"，由金、小、贝三个字组成，意为金家的小宝贝，学名金宝琴。童稚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员，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王映霞自幼承欢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润物，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她先在外祖父开的蒙馆读《三字经》，后入教会学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是时，班主任老师是位刚从北大毕业的文科生，他把五四新文学的清风带进校园，是同学中的佼佼者。王映霞是始知鲁迅、郭沫若，后来才知道郁达夫，读了其作品后她对郁达夫的文才十分倾倒。1926年冬，王映霞与郁达夫在上海结识，已有原配妻子孙荃的郁达夫深深迷恋上了这位青春美丽的才女。王映霞最初也不同意，但经不住他的苦苦追求，1928年2月，她与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那一年她20岁、郁达夫32岁，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在西子湖畔为他们证婚，并诗赞曰“富春江上神仙侣”。

毛昭晰是怎样认识郁达夫、王映霞的呢？他年少时随家人从宁波迁居到杭州，他父亲是浙江大学的教授，所以住在当年浙江大学校园邻近的杭州大学路场官弄。巧的是1933年4月，大文豪郁达夫为暂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从上海举家移居杭州，最初租了场官弄的一座老房子，院子和他家相邻，毛昭晰自然就成了郁达夫、王映霞的“小邻居”。当时，他和郁达夫、王映霞的大儿子郁飞都在杭州横河小学读书，他常去郁家玩，他俩最喜欢在天井的水缸里玩纸船，王映霞也常站在一边看着两个小孩子玩。后来，郁达夫的 “风雨茅庐”建成后，房子仿照日式民居专辟一屋作为儿童室，铺上榻榻米，成了两个小伙伴的新天地。

在毛昭晰的印象中，郁达夫身材瘦瘦的，个头一般，常穿一件蓝布长衫，喜欢去附近的浙江图书馆借书看报、查资料。王映霞与林徽因等被称为“民国十大美女”，就像民国时期出版的老日历牌上的美人画一样漂亮。且她很疼爱儿子，郁飞的毛线衫都是她自己织的。毛昭晰记得郁飞有一件深咖啡色的翻领毛线衫，毛昭晰的妈妈觉得式样好看，照着样子给毛昭晰的也织了一件。

郁达夫在杭州并未过“隐居”生活，他担任《东南揽胜》编委，任杭州作家协会理事，还经常在《东南日报》副刊发表杂文，揭露当时的社会黑暗。

才子与美人的结合，曾在文坛上被传为佳话。王映霞对郁达夫也无尽地满意，甚至还在自传里写道：“:每月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让人没想到的是：住在“风雨茅庐”期间，让郁达夫与王映霞这段爱情纠葛，曾在文坛上纷纷扬扬掀起过不小的风波：温饱之后，欲望便过盛起来，他们的情变，据说也是因为这个。有段时间郁达夫经常外出，后怀疑王映霞与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染。而写现代爱情诗的汪静之则在遗作《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郁、王离婚的主要原因是王映霞与戴笠关系暧昧。总之是王映霞那边出现火烧云，郁达夫不扑火，还拚命扇火。这些事属外面传来传去、捕风捉影，很难说有重要依据，所以在大吵几次之后，王映霞气得离家出走。郁达夫心里焦急，便在《大公报》上登“寻人启事”：“乱世男女离合，本属正常。汝与某君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这让王映霞下不了台。后虽经朋友努力撮合，两人勉强同意复合，但彼此心中都留下伤口。没等复原，郁达夫又在出版的《毁家诗纪》中，自暴家丑，包括谈及王映霞的红杏出墙……有人说，这个“风雨茅庐”名称就起得不好，不起风雨才怪呢。

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就前往福州，担任《福建民报》副刊主编。1938年间，郁达夫赴武汉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期间曾赴徐州劳军，在各前线参访，为抗日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在抗战期间，郁达夫是中国作家中发表抗日文章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文章紧紧围绕团结抗战的主导思想，揭露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

1938年冬，郁达夫应友人之约远赴南洋，抵达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晨星》、《星洲晚报》等文艺副刊的主编。1940年，他与关楚璞等文人创建新加坡南洋学会，引领华人开展抗战文学创作。在这期间他撰写了大量的抗战政论、杂文、小品和理论随笔，注重抗战的宣传性。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亲自担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和“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积极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并用他的笔写下了许多抗日的诗文，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战士的形象。

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绑架杀害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日本军国主义接下来的目标是要通过攻占东南亚，来取得当地的资源。新加坡被攻陷后，这里的华人也遭到日本的报复甚至杀害。

在白色恐怖下，抗战宣传活动已无法开展了，《华侨周刊》被迫停刊。1942年6月初，郁达夫便前往印尼的苏门答腊岛避难。他化名叫赵廉，在当地华人协助下开设酒厂谋生。不久苏门答腊也被日军占领，有一天郁达夫坐的公共汽车被开着卡车的日本宪兵拦截。车上的人全都吓坏了，不知道日本宪兵在说什么，只有在日本留过学的郁达夫知道他们是在问路，于是他就用流利的日语作了回答。宪兵一听，这个人日语讲得这么好，就硬要他给宪兵队当翻译，坐公共汽车的人最初还误以为郁达夫是日本奸细。郁达夫在任翻译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救助、保护了大批文化界抗日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1944年底，有一个叫洪培根的人从新加坡来到苏门答腊日本宪兵队当翻译，此人对新加坡文化界情况熟悉，很快就认出了郁达夫。1945年1月，他便向日本宪兵队告发“赵廉”就是抗日作家郁达夫，并称郁达夫是“联军的间谍”。因此，郁达夫称自己有肺病，坚决不给日本人干了。日本宪兵到郁达夫家，便改称“赵先生”为“郁先生”。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但当地的治安仍暂由日本宪兵队维持。8月29日晚8时许，身穿便衣的两名日本宪兵队员来到郁达夫家，请他出去一下，没想到从此郁达夫就失踪了。据日本学者玲木正夫前些年披露：主要是因为郁达夫了解不少日本宪兵队的情况和罪行，日本宪兵队长怕他到时会将其写成文章或书揭露出来；另外日本宪兵队长觉得身边还曾有个“联军间谍”，回国不好交待，便命令士兵把郁达夫骗出来秘密杀害了。

抗战胜利后，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曾对中共国外统一战线负责人夏衍说：“那时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华侨。”一位马来西亚共产党负责人说：“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根据郁达夫在抗战期间的出色表现，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证书。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郁达夫在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之列。

另据相关文史资料介绍：1938年，郁达夫在新加坡任《星洲日报》副刊主编。王映霞本不想放弃这段婚姻的，她也尝试过努力去维系，曾带着儿子郁飞一起到新加坡，并跑到印尼的荒岛上执教，最终无法忍受那里的贫瘠，只待了一个学期。痛苦之余，当时32岁的王映霞于1940年8月独自乘轮船返国，结果维持了12年的婚姻还是破裂了。1940年她与郁达夫正式离婚。那边的郁达夫还是想念她的，他后悔过、也心疼过，曾挥笔给她写信："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然而，这一切都已回不到从前了。

1942年4月4日，34岁的王映霞与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钟贤道在重庆举行结婚典礼。据说婚礼极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另据章克标所著《文苑草木》中称:"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家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多么阔绰。山城重庆为之轰动，有说法称“钟贤道拐来个大美女”。

王映霞后来安于丈夫钟贤道，生下了一子一女，并与丈夫在安徽芜湖过起朴实无华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她直到最后都是满意的，并称之为这段婚姻让她结束漂泊的生活。她晚年在回忆录中也说：“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2000年，王映霞病逝于杭州，享年92岁，葬于杭州南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