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昭晰：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者

               徐忠友

2014年 6月22日，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一个喜人的消息：经过北京、浙江杭州、江苏扬州等大运河沿岸省市申遗部门长达8年的共同努力，中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简称大运河）终于被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加上随后入选的“丝绸之路”（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联合申报），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47项，仅次于意大利，稳居世界第二。大运河也是浙江省境内继江山江郎山、杭州西湖申遗成功后的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的申遗成功，让大运河最南端的杭州市民欢欣鼓舞，击鼓庆祝。在这热闹的背后，有一位老文保工作者却显得非常低调和淡定，他考虑的是如何在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后，如何把大运河保护得更好。他就是原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人大副主任、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也是最早提出大运河申遗概念的人毛昭晰先生。在京杭大运河的申遗的当中，大运河的综合保护工作得到了世遗专家的好评。而杭州作为大运河沿线的重要节点城市，大运河的综合保护工程开展了十多年，毛昭晰作为核心专家全程参与了这项工作，为大运河的申遗作出了贡献。而他的人生所走过的经历，几乎都与研究和保护地名文化等历史文化遗产有关。

            积极抢救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救火兵”

1929年5月7日，毛昭晰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他的祖籍是奉化市溪口镇石门南坑，后移居一个叫厅下的地方），后随在浙大教书的父亲，住在杭州。

毛昭晰儿时的一个愿望，就是想做一名赴汤蹈火、为民抢险的“救火兵”。原来他在上小学三年级那年，有一天杭州广济医院（今浙二医院的前身）一幢三层楼病房突然着火了，很快浓烟滚滚、火焰冲天。接到火警开救火车赶来的“救火兵”见状没有畏缩，而是勇敢地从一楼爬上三楼，从火海中把病人一个个抢救出来。“救火兵”的奋不顾身，为民抢险的精神，感到了他年幼的心灵，他觉得这些人很了不起。尽管当时救火兵的社会地位不高，工作又非常危险，但他决心长大后也想当个“救火兵”。

然而，由于日寇对中国的侵犯，1937年杭州沦陷，毛昭晰随父母四处逃命，因经常担惊受怕、风吹雨淋、营养不良，导致他体弱多病。后来他上初二年级时，100米短跑他要跑23秒，使他当“救火兵”的理想破灭了。还好长大后他从事文物保护工作，他笑称自己成了另一类“救火兵”——“文物救火兵”，也算了却了儿时的一桩心愿。

毛昭晰读完高中一年级，家中就没有能力供他上学了，他只好靠自学并报考公费的浙江大学，结果于1945年考上了浙大中文系，第二年转入史地系。在这前后我国发生了国民党特务杀害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1.21”惨案、北大女生被美国兵强暴案，他便投身到反蒋反美的斗争中。1947年，他又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和地下党领导的“于子三动动”。参与这些运动让他被扣掉7个学分，却使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他后来积极保护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1949年，毛昭晰又考入浙大人类学历史研究所读研究生。两年后，成绩优异的他便留校当助教。此后成为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人类学、史前史及古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于1981年至1983年兼任了两年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1983年，是他人生发生重要转折的岁月。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省委、省政府又任命他为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他坚持把人事关系留在学校里，不拿省文化厅的一分钱工资和奖金，却坚持在这个岗位上当了整整10年的历史文化“救火兵”，经他抢救保护下来的历史文化古迹很多，除了杭州胡庆余堂古建筑、镇海海防遗址、杭州小河直街和北山街等知名之地，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郭庄、沙孟海故居、刘大白墓，宁波的月湖庵、张苍水故居，绍兴的秋瑾纪念碑，嵊州的城隍庙古戏台、溪山第一楼，海宁盐官的王国维故居，桐乡乌镇的修真观戏台，湖州的钱业会馆，慈溪的上林湖越窑青瓷窑址群，温州瓯海的永昌堡等地。

毛昭晰还十分重视博物馆的建设，1978年在杭州大学任教时，他就曾提出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设想，三年后得以实现；在主持浙江省文物局、博物馆工作之后不久，他就提出应在浙江省建立丝绸博物馆、茶叶博物馆等一系列特色博物馆，之后，又大力促成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龙泉青瓷博物馆的建立；他还通过把博物馆建设与文物保护结合的方式保住了胡庆余堂、嵊州老戏台，建成了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越剧博物馆等。

为保护地名文化等历史文化遗产鼓与呼

1993年，已是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的毛昭晰当选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8年，他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职务变了，但他为文物保护呼吁奔走之心未改。在届内的五年，他提过许多议案、建议，有些还引起全国人大、国务院负责人的高度重视，使有关问题得到解决。

自1996年起，国家文物局就组织专家和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对1982年制订的《文物保护法》进行修改，并于2000年将修订草案上报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当时毛昭晰正是九届全国人大的150位常委之一，他说，“根据规定，法律案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三次审议才能付表决，但是《文物保护法》的修订，由于在常委中存在一些不同意见，2002年4月进行三审之后没能付诸表决。”同年6月、8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也都没有被再次提出进行第四次审议，眼看距离九届全国人大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的四审却迟迟没有动静。毛昭晰急了，在2002年8月29日上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他找同样十分关心文化遗产保护的常沙娜常委商量后写了一封信，表示急切希望《文物保护法》的修订草案列入第三十次常委会的四审议程，以便促使在本届的常委会出台通过，及时实施”。信中说，教科文卫专门委员会历时3年的调研结果反映的问题，表明原有的《文物保护法》亟待修订。这是非常重要而迫切的，目前各地盗墓挖墓、破坏文物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将修订草案拖至下届重新调研审议修订，势必会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信是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何椿霖的，常、毛二人签名后又请其他常委签名，到下午开常委全体会议时共有52位常委签了名。当天下午，毛昭晰直接把这封52位人大常委签名的信送到就座于主席台的何椿霖手上。2002年10月28日，《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经过表决，结果以 137人参加表决，131人赞成、1人反对、5人弃权获得通过。2003年2月26日，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毛昭晰读到了《中国文物报》此前发表的一篇现场报道——《洛阳在毁什么?！》，披露了了河南省洛阳市未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也未得到国家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突击抢建“河洛文化广场”，将大型挖土机械开进了著名文物保护单位东周王城遗址范围内强行施工，几乎已是孤伫在那里的“天子驾六”车马坑也即将被破坏一事。毛昭晰又一次感到痛心和愤怒。3月27日下午，他向报社要来几十份报纸，一份份地送给住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的常委们。随后，他眯着眼底出血的左眼，连夜奋笔疾书，于次日凌晨两点写完给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并转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总理的一封密密麻麻的两页长信。
2月28日，是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一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也是毛昭晰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的最后一天。当天下午会议结束时，他将已经有45位全国人大常委签名的长信和1月24日、2月12日的《中国文物报》各两份交给李鹏委员长，并讲述了事情的原委。李鹏委员长认真听完毛昭晰的申述后说：“我一定把你这封信交给温家宝同志。”
   3月6日，温家宝批示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会同河南省政府从速处理，3月10日晚，河南洛阳决定原地原址保护东周王陵“天子驾六”遗址。在获知这一消息后，毛昭晰才放松了精神，美美睡了一觉。他说，“那封信送上去后，作为全国人大常委，我也算到‘站’

了。会后他回杭赴医院检查，医生说：“你眼睛出血的地方已经像紫葡萄一样了，涨得像风帆似的，血险些就进入玻璃体了，那样这只眼睛就废了！”

       最早提出大运河申遗概念的人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浙江杭州，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8个省市所属的35个沿河城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2700公里。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为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为发展南北交通，沟通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提起大运河申遗，许多人只知道在2005年12月15日，新华社率先摘发了一封《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这封公开信的3位作者是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他们也因这封公开信被称为“运河三老”。

    而在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后，这封公开信的执笔者、人民日报记者齐欣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道：其实在公开信发表之前，北京有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杭州有著名文物专家毛昭晰，都已经准确判定大运河申遗势在必行，并用多种方法在多个场合大声呼吁，这些值得尊敬的前辈是我们的铺路人。

齐欣记者写这段话是有原由的，因为早在2001年，毛昭晰在写给杭州市委主要领导的一封信中，就率先提出了大运河申遗的概念，比“运河三老”那封公开信提出申遗早了4年时间。

毛昭晰患严重的眼疾，左眼几近失明，曾有人称他为“拼命睁眼的人大常委”。在2001年8月13日，为了全省市、县旅游局局长作《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演讲，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他备课到凌晨三点，第二天演讲时提到几起为了经济效益而破坏文化遗产的案例时，毛先生气愤难捺，情绪越来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当时未觉什么，隔天感觉眼睛异样，去医院检查，结论是“在眼睛疲劳的情况下情绪激动，导致眼底出血”。但这并没使他的性格有所改变。“上天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人，我却拼命要睁开双眼”。果然在同年11月，他出席了“中国杭州运河文化研讨会”，在开幕式的演讲中，他整整用了40分钟时间，讲述了大运河沿岸的桥梁、码头、仓储建筑和历史街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讲到拱墅区内最后一个河埠码头正在被拆除，说到那里最后一个粮仓——富义仓——被写上“全拆”两个大字，说到运河沿岸的一片仍保存着明清至民国时期风貌的历史街区小河直街也将依规划拆迁，他感到非常痛心，竭力呼吁要保护好这些运河文化的重要遗存。

富义仓始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浙江巡抚谭钟麟因当时杭州粮食告急，遂令杭城士绅购粮十万石分别储存于原有的两个粮仓。因原仓库不敷存储，购买霞湾民地十亩，再建仓廒。清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历时四年粮仓建成，共耗白银一万一千两，仓房共四排，可储存谷物四、五万石。同年冬天，谭钟麟调任陕甘，临行前将仓库命名为富义仓，命名取“以仁致富，和则义达”之意。

当时富义仓内共有五六十间粮仓，每间约20平方米，可存四五万石谷物，还有砻场（去稻壳的碾坊）、碓房（舂米的作坊）、司事者居室等。门厅坐北朝南，占地面积十亩，原有仓库、砻场、碓房、司事房等。主仓东西相向而建，四列三进，一层砖木结构，硬山造。这里是杭州百姓最主要的粮食供应地，也是江南谷米的集散地，当年的朝廷贡粮也是从这里开始北运。它与北京的南新仓并称为“天下粮仓”，有“北有南新仓，南有富义仓”之说。建国前后其仓储功能也几经变迁，民国时期改为浙江省第三积谷仓，短时做过国民党军用仓库。解放后，杭州市粮食公司接管，作为民生仓库分库，后部分改为军区家属宿舍和杭州造船厂职工宿舍。但作为“天下粮仓”的重要一员，它是运河文化、漕运文化、仓储文化的实物见证。

一个多月后，毛昭晰看到报纸上有一篇报道，小河直街居民因为找不到过渡房而担忧。小河直街仍在动迁！还在医院中看眼病的他不顾眼睛未好，就在病房里挥笔给杭州市委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重申了在研讨会上的意见：“运河文化离不开历史，离不开运河两岸的历史文化遗存，包括历代建造的桥梁、码头、河埠、仓储建筑，以及沿运河两岸的历史街区等等。如果拱墅区最后的河埠头拆掉了、最后的仓库拆掉了、小河直街和拱宸桥西的历史街区被改造成新区，剩下的只是运河两边的钢筋水泥建筑。那么，即使运河的这一段，水再清，草皮再绿，也无法替代古老的运河文化遗存……”

毛昭晰及时托人把信送给杭州市主要领导后，与杭州市委、市政府正在筹划实施的大运河综合保护工程不谋而合。杭州市委主要领导在信上批示：运河申报“世遗”和开发利用，前提、基础是保护、弘扬运河文化。而运河文化的根系、灵魂是历史遗存，包括历代建造的河埠、码头、桥梁、仓储建筑、历史街区。离开了这些历史遗存谈运河文化，或是南辕北辙，或是本末倒置。对昭晰同志在信中提到的东霞湾巷河埠码头、富义仓、小河直街、拱宸桥西部分街区都应严格保护，未拆的绝不能拆，正在拆的要立即停止，已拆的要妥善修复。毛昭晰同志的建议对搞好2002年实施的运河综合整治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2002年，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将大运河综合保护工程列入了新世纪城市建设的“十大工程”，并提出“还河于民、申报世遗、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三大目标。2007年，被誉为“最后的天下粮仓”的富义仓在原有的占地范围、用原有的材料、按原有的历史风貌、原汁原味地进行了修复，共有13幢建筑修缮完成。与此同时，小河直街经保护、修缮、整治后也迎回了60%的老街坊，那一片现已成为大运河畔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典范，成为一道独特的运河文化风景，并为大运河申遗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毛昭晰还著译有《世界上古史纲》(合著)、《世界上古史》(合著)、《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合著)、《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特约编辑)等，此外还发表了《羽人和海上之路》 《浙江支石墓的形制和朝鲜半岛支石墓的比较》《关于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几个问题》《江南文化和古代日本》《遣唐使时代五岛列岛和明州的关系》《腊玛古猿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蒙昧时代低级阶段是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论古典奴隶制是否奴隶制的典型形态》等数十篇论文。他参加翻译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被学术界列为30种中文史学名著之一。大家所熟悉的杭州六和塔的《六和钟铭》，也出自他的手笔。

2009年，国家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第四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前夕，授予毛昭晰先生等21位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博事业、成绩卓著、德高望重的同志“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2010年，他又被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授予终身荣誉奖。

编辑：张佳瑶

审稿：徐忠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