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不游雁荡是虚生

清代诗人江弢叔在乐清为官时，曾留下两句诗，道尽了天下游人对这座山的全部心事：欲写龙湫难着笔，不游雁荡是虚生。

《大龙湫图》 清 江湜

“难着笔”，是因为雁荡之美到了语言无法穷尽的境地；“是虚生”，则把是否来过雁荡，提升为人生是否完整的标准。而这座山之所以当得起这七个字，不仅因为峰、瀑、洞、嶂的造化奇绝，更因为它承载着千余年来经、僧、迹、山、养交织而成的人文绝唱——名经、名僧、名迹、名山、名养，五者归一。

何谓“五名绝唱”？名经，是信仰与笔墨的双重加持，使一座山获得了经典意义上的“身份认证”；名僧，是禅脉千年的绵延不绝，使一座山拥有了精神传承的“内在灵魂”；名迹，是时光在崖壁与古刹上的层层刻痕，使一座山沉淀为可触可感的“历史现场”；名山，是天下奇秀与文人精神的深度共鸣，使一座山升华为民族审美的“精神高地”；名养，古时文人以诗词歌赋与雁荡对话，今日的旅人则以呼吸、味觉与静坐，与这座名山完成一场身心交融的现代康养。五者并非并列，而是层层递进、彼此成就——经以证山，僧以开山，迹以传山，文以名山，山以养人。缺其一，则雁荡不成其为雁荡；合其五，方为“五名绝唱”。

“名经”之“名”，在雁荡山并非仅指某一部经书，而是指雁荡山作为佛教经典弘传、书写、刊刻、收藏的一方圣地。自诺讵罗开山以来，经卷与山名相互成就，形成了独特的“经山互证”传统。此传统可从开山证经、名笔书经、古刹藏经、文脉传经四个维度来理解——四者构成一条完整的“经典化链条”：先有经文“认证”此山为罗汉道场，继有名笔“书写”此山为书法圣迹，再有古刹“收藏”此山为经藏重镇，最终有文脉“传承”此山为不朽经典。

（一）开山证经：贯休诗句定雁荡

雁荡山之“名经”因缘，可追溯至其开山之初。诺讵罗为十六罗汉之第五尊者，佛祖嘱其“若行四方，当值胜妙山水，起塔立寺。花名村，鸟名山，则其地也”。诺讵罗率弟子东来，见山以雁为名、村以芙蓉为号，遂结屋龙湫之畔，成为雁荡山的开山祖师。

然而在宋代以前，雁荡山虽已有罗汉道场之名，却“尚未有名”于天下。真正将雁荡山从地理存在提升为经典认证之佛地的，是唐代禅月大师贯休的《诺讵罗尊者赞》。据《广雁荡山志》及王十朋《白岩院记》记载，后人在“广藏”（佛经藏经阁）中得贯休所著罗汉赞文，至第五诺讵罗尊者篇，中有两句：

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濛濛。

这两句诗，成为雁荡山在佛教典籍中的“身份认证”。贯休诗句中的“经行”和“宴坐”，都是佛教修心养性的方法。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明言：“雁荡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图牒未尝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宫，伐木取材，方有人见之……又有经行峡、宴坐峰，皆后人以贯休诗名之也。”现藏日本高台寺传为贯休所作的《诺矩罗像》，被日本鉴定为国宝。一部罗汉赞文中的两句诗，使雁荡山正式获得了“罗汉化都”的经典地位。佛经文献与地理山川在此完成了第一次深刻互证——不是人发现了山，而是经印证了山。这正是雁荡山“名经”传统的逻辑起点：山因经而显，经因山而传。

（二）名笔书经：怀素狂草《四十二章经》的诞生

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秋，四十二岁的草书大师怀素，因佛经中有关雁荡山的美妙记述而心生神往，背上装着“秋毫茧纸”的行囊，开始了他的南方之旅。他云游至雁荡山，投宿于雁荡精舍（即雪洞），受到了住持的礼遇。当住持向其索书留念时，怀素以狂草书法抄写了《四十二章经》。

怀素狂草《四十二章经》复制件

《四十二章经》也称《佛说四十二章经》，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佛教圣典。此经在佛教经典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它集结了佛陀关于持戒、忍辱、断欲、精进、观空等语录，通篇言简义丰，明了易懂，通摄大小乘一切教义，涵诸法要。祖师大德将此经和《佛遗教经》《八大人觉经》合称为“佛遗教三经”。怀素选择在雁荡山书写这样一部具有“开山立基”地位的佛经，本身便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精神对应——第一部佛经，在一座刚刚获得经典认证的名山之上，由一位“书佛”级的大师重新书写，经、山、人三者在此达成了完美的历史契合。

这卷草书佛经长卷长约三丈，共二百四十八行、二千六百六十三字，卷末落款“大历戊午秋九月望日时在雁荡精舍 佛说四十二章经 沙门怀素书”。日日观摩雁荡山水的怀素，在一种极度畅快的心境之下，完成了个人艺术生涯的一次升华。

此卷北宋时为大觉禅师所藏，大觉禅师跋文称其“师书妙绝古今，落笔纵横，挥毫掣电，怪雨狂风，随手变化，隐见莫测”。1928年收录于中华书局《古今名人墨迹大观》。徐悲鸿见此卷后，于1937年在《怀素书蕉图》(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藏)中慨然评曰：“藏真四十二章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诚当以书佛目之。”

此卷被后世誉为“名经、名僧、名迹”三绝之作，而这三绝所依托的，正是一座足以承载千古文脉的名山。怀素以“书佛”之笔，将一部佛经、一位名僧、一卷名迹与一座名山，熔铸为一体。雁荡山自此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卷可以悬挂于中国文化殿堂之上的书法长轴。这是“名经”传统的巅峰时刻：经以人书，人以山传，山以经名。

徐悲鸿 《怀素书蕉》

（三）古刹藏经：十八古刹的经藏传统

雁荡山的“名经”传统，还体现在古刹的藏经与刊经事业中。自宋以来，雁荡山十八古刹不仅是修行道场，更是区域性的佛教文献中心。按自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至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计六十五年间，雁荡山区先后建立禅寺佛院十八座，分布东内、外谷，西内、外谷，史称“宋初十八刹”。这十八座名刹，经宋神宗熙宁元年颁额达十二座之多，可见当时朝廷对名山梵宇之兴建非常重视。

灵岩寺全景（老照片）

灵岩寺在宋太宗时获赐御书五十二卷轴，咸平十二年赐额“灵岩禅寺”，盛时有屋宇百余间，藏经千卷，时称“东南首刹”。北宋至道年间（995—997），宋太宗为祈国泰民安，遣内侍裴愈遍访江南名山。裴愈行至雁荡灵岩，见此地峰峦奇绝、飞瀑凌空，宛若人间佛国净土，惊叹不已，遂将内府珍藏御书五十二卷，悉数赐予灵岩寺。消息传开，十方震动，天下僧侣纷至沓来，灵岩寺一跃而成名动京师的“东南首刹”。御书入山，不仅是政治对宗教的加持，更是经典对名山的“加冕”——自此，雁荡山不仅是罗汉道场，更成为皇家认可的国家级经藏重镇。

能仁寺于宋绍兴十二年改为禅院，获皇帝赐额，成为当时全国三十所最著名寺院之一，列“教院五山”之一。真际寺初建于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千年间经藏流转，虽历经兵燹，法脉未绝。

更有全了法师于宋太平兴国元年进入雁荡山，次年建芙蓉庵；咸平二年建常云院（今能仁寺前身）；继建罗汉寺、宝冠寺、古塔寺。这些古刹的藏经、刊经、传经事业，使雁荡山在“名笔书经”之外，更有了制度性的经典传承。

（四）文脉传经：经卷与山志的交融

雁荡山的“名经”，最终沉淀为一种文脉传统。从贯休罗汉赞中的两句诗“认证”雁荡山，到怀素抄经“加持”雁荡山，再到历代山志的编纂——王十朋《白岩院记》、李孝光《雁山十记》、施元孚《雁荡山志》、蒋叔南《雁荡山志》——每一部山志的编纂，都是一次“经”与“山”的重新对话。

王十朋在《白岩院记》中写道：“诺詎那居震旦东南，山名雁荡，最为造物所惜，秘于万万古，而显于本朝。”这句话本身便是一部“山志体佛经”的开篇——它以经文的庄重语气，宣告了雁荡山从隐秘到彰显的“经典化历程”。

而全了法师的故事，更将“经”的力量推向极致。据《广雁荡山志》载，全了游方至荆门玉泉山，遇天竺僧指点：“汝缘在浙东，当得名山居之。永嘉有诺讵罗者，道场数适当兴，龙湫宴坐，此尊者栖锡地也。”了遂感悟，至山中结庵。这段记载本身，便是一则“经引僧，僧开山”的佛教叙事，与贯休诗句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前有经文证山，后有僧承经旨。雁荡山的“名经”传统，至此完成了从“经文认证”到“僧侣践行”再到“山志传承”的完整闭环。

雁荡山是一座大美之山，也是一座充满禅意的传奇之山。其“名僧”传统，并非孤立的高僧事迹汇编，而是一条从开山祖师到现代大德的完整禅脉。这条禅脉以诺讵罗为起点，以宋代十八古刹为制度依托，以无学祖元为国际化的高峰，以近现代高僧为余绪，构成了雁荡山“名僧”传统的完整谱系。

其开山鼻祖诺讵罗，是十六罗汉之第五尊者，俗称静坐罗汉。他原是一名勇猛善战的武士，出家后为摒弃粗野性格，佛祖嘱他“若行四方，当值胜妙山水，起塔立寺。花名村，鸟名山，则其地也”。诺讵罗率八百弟子云游四方，来到雁荡山，见山以雁为名，山下有芙蓉村，峰奇谷幽，正是佛祖指点之地，遂“过四十九盘，结屋谷底，面湫水以居”，后在大龙湫开悟坐化。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佛祖指点罗汉择地静坐修行的故事，有人据此将雁荡山视为诺矩罗道场，认为雁荡山是世界上最理想的禅隐之境。诺讵罗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是“第一位名僧”，更在于他为雁荡山奠定了一种“禅隐”的精神基调——这座山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热闹取胜，而是以静修入世。

自诺讵罗之后，雁荡山历代名僧辈出，禅脉绵延不绝。唐代高僧善孜入灵峰洞，戒行高洁，日诵《法华经》，妖怪为之退避。至宋代，全了法师游方至荆门玉泉山，遇天竺僧指点，遂感悟入雁荡结庵而居，名“芙蓉庵”。“雁山之显，皆全了发之”。全了的意义，在于他是雁荡山从“隐”到“显”的关键人物——诺讵罗使雁荡山获得了佛经认证，而全了使雁荡山真正进入了佛教建设的实践阶段。此后，行亮、神昭二僧“挈瓶荷锡，共访幽奇，历七日到达今灵岩寺所在山谷，在一岩穴中定居下来，后创建灵岩寺”，其徒正因抗表请名，降敕赐额灵岩禅寺。

宋代雁荡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高僧云集。《浙江通志·雁荡山专志》记载宋代雁荡高僧有三十五人，其中处谦、士珪、枯木祖元、从瑾、天目文礼、石溪心月、绝岸可湘、西岩了慧、横川如珙、无学祖元等，皆名垂青史。这一高僧群体的出现，标志着雁荡山“名僧”传统从“个体修行”进入了“制度建设”阶段——十八古刹的建立，使雁荡山拥有了承载大规模僧团的能力，从而形成了可持续的禅脉传承。处谦是天台宗智者大师第十三世弟子，先后住持常宁、慈云、妙果、赤城、白莲等道场，后居雁荡山能仁寺，四十年间讲经不懈，登门者多达三千，虽然身在寺院却名动朝野，北宋名相王安石及诸搢绅竞作诗歌以赞其德。

士珪禅师，号竹庵，是雁荡山第一位由朝廷任命的寺庙住持。他初依大慈宗雅，研习《楞严经》，后南游谒佛眼清远，得法受印可。绍兴年间奉诏开山浙江雁荡山能仁寺。江心寺住持真歇清了特地过江迎接士珪，行九拜之礼，由是温州道俗对士珪翕然归敬。住持期间寺中遭火灾，“鞠为瓦砾之墟”，他“竟就树缚屋”，升座示众云：“爱闲不打鼓山鼓，投老来看雁荡山。杰阁危楼浑不见，溪边茅屋两三间。”其豁达从容，令人想见禅者风范。士珪的“就树缚屋”，是雁荡山“名僧”精神的一个绝妙象征——无论外在环境如何毁坏，禅者的内心始终有一座不可摧毁的灵山。

无学祖元，是雁荡山走出的最具世界影响力的高僧。1276年，元军杀进能仁寺，众僧纷纷逃离，唯祖元独自端坐禅堂。元军首领举刀架于其颈，祖元神色泰然，缓缓吟出“临刃偈”：

乾坤无地卓孤筇，且喜人空法亦空。

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

元军将领被其安然不动的道力镇住，作揖赔礼而去。这首偈诗成为禅宗史上的千古名篇。祖元后东渡扶桑，成为日本禅宗“佛光派”始祖，在日本佛教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祖元的意义，在于他将雁荡山的禅脉延伸到了海外——从诺讵罗的“西来”，到祖元的“东渡”，雁荡山的“名僧”传统完成了一个跨越千年的国际循环。

此外，雁荡山还有文吉禅师于天圣元年居东谷碧霄峰下结碧霄庵，后创为灵峰寺，“山水之奇，匹于灵岩”。遇安禅师住瑞鹿寺，阅《楞严经》悟旨，时谓之“安楞严”。本先禅师住瑞鹿寺，大中祥符六年秋八月望日端坐方丈，手结宝印，奄然开示。其弟子如昼奉其所著竹林诗集十卷，诣阙上进，诏藏秘阁。民国时期的华山法师、成国法师，近代的芝峰法师、竺摩法师，皆是雁荡法脉中的璀璨之星。竺摩法师二战后驻锡马来西亚近半个世纪，精通佛法、诗书画三绝，被称为“大马汉系佛教之父”。弘一法师、谛闲法师、梦参长老等高僧大德，亦与雁荡山有不解之缘。从诺讵罗到竺摩法师，从西来到东渡再到南洋，雁荡山的“名僧”传统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流动的精神气质——这正是一座“名山”之所以为“名山”的内在动力：它不仅是修行的终点，更是传播的起点。

雁荡山的“名迹”，是一部刻在崖壁上的千年文脉，也是一部矗立在山谷间的古刹兴衰史。所谓“名迹”，不仅是“有名的遗迹”，更是“文明在山水间留下的痕迹”——它包括了摩崖石刻、古刹建筑、碑刻经幢、塔墓遗址等一切将人类精神凝固于山川之间的物质载体。雁荡山的“名迹”传统，以摩崖石刻为经，以十八古刹为纬，交织出一幅跨越千年的文明画卷。

龙鼻洞位于灵岩寺后，洞中存摩崖石刻九十多处，被誉为“雁山碑窟”。龙鼻洞初开于唐，洞内题记以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武康县尉包举的题名为最早。所刻之人，有北宋科学家沈括，仅留“沈括”二字，据《东瓯金石志》载，沈括于宋神宗熙宁六年游雁荡灵岩龙鼻洞，后作《雁荡山记》一卷。有南宋进士叶宗大、李复圭，有元代奉鄯给事相公玉蓬赤不花，有明户部尚书黄淮、礼部尚书王俊等，或诗碑，或题名，笔走龙蛇，合璧珠玑。南宋理学家朱熹亦在龙鼻洞岭脚巨石上题有“天开图画”四个大字。龙鼻洞的意义，在于它是雁荡山“名迹”传统的一个缩影——从唐至清，一代代文人墨客在同一个洞穴中留下自己的名字和诗句，形成了一部“刻在石头上的编年史”。

雁荡山摩崖石刻群现存唐代至民国题刻四百余处，2019年“雁荡山龙鼻洞摩崖题记”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龙湫景区现存有杜甫祖父杜审言“审言来”题刻，是至今发现的雁荡山最早的摩崖之一。唐代开元年间太守夏启伯在雪洞留有“开元二年九月太守夏启伯到山”题刻，为浙江省内已发现最早的地方太守游山石刻题记。清代著名经学家、书法理论家阮元用隶书所写的游碑嵌在灵岩寺大门口：“嘉庆三年四月四日学使阮元偕客来游。”2024年11月，文物普查在雁荡山雪洞新发现一批标注“开元二年”、“沈括”等字样的摩崖石刻。从杜审言、夏启伯到沈括、朱熹，从阮元到康有为、于右任，雁荡山的摩崖石刻构成了一部从唐至近现代的完整书法编年史。这在中国的名山谱系中极为罕见——很少有哪座山能够像雁荡山这样，将一千二百余年的书法演变完整地保存在崖壁之上。

十八古刹是雁荡山的另一重“名迹”意象。雁荡山开山凿胜始于南北朝，兴于唐，盛于宋，至宋时建有十八寺、十院、十六亭。其中能仁寺位列十八古刹之首，宋太平兴国元年僧全了入山结庵，咸平二年始建殿宇，政和十二年郡守閭丘昕奏改能仁禅院，“遂为雁山大道场”。灵岩寺在束内谷，太平兴国四年僧行亮、神昭首建梵刹，太宗命中贵人持御书五十二卷轴赐于寺，咸平十二年赐额“灵岩禅寺”。真际寺初建于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历经千年风雨，留下了宋释平庵、明释体如、清释定生、民国释白波等众多高僧大德的足迹。十八古刹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是宗教活动的场所，更在于它们是“名迹”传统的制度性载体——摩崖石刻是“散落”的名迹，而古刹是“聚集”的名迹。一散一聚，共同构成了雁荡山“名迹”传统的完整图景。

全山摩崖碑刻多达三百七十余处，从唐迄今，篆、楷、行、草各体兼备，端方清隽者与凝重飘逸者交相辉映，使雁荡山水间蕴含古风，平添无穷魅力。“名迹”之于雁荡山，犹如年轮之于古树——每一道刻痕都是一圈生长的记忆，每一处遗迹都是一层文明的积淀。正是这些“名迹”，使雁荡山从一座自然之山，变成了一座可以阅读、可以触摸、可以对话的历史之山。

雁荡山素有“海上名山，寰中绝胜”之称。“海上名山”，点明了它的地理位置。雁荡山位于浙江温州乐清，东临浩瀚大海，使其在传统内陆名山中独具山海相连的磅礴气象；“寰中绝胜”，则是对其景观价值的极高评价。意指在天下（寰中）范围内，它的景色也是绝无仅有的优胜之地。这得益于它奇秀的山水，特别是灵峰、灵岩、大龙湫“三绝”，自古便征服了无数文人墨客。这一美誉，是对雁荡山“山海形胜”与“奇秀风光”最精炼的总结。

“名山”之“名”，在于雁荡山有着最为丰富的层次。它既是沈括笔下“天下奇秀”的科学定评，也是徐霞客以生命丈量的探险传奇；既是王十朋“愧无笔力助庄严”的本土深情，也是夏承焘“此生归与属灵岩”的终极归宿；既是潘天寿“造险破险”的艺术巅峰，也是郭沫若“雄鹰敛翅”的诗意发现。雁荡山之所以能成为“名山”，核心在于它与中国文人精神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罕见的“双向塑造”关系：一方面，雁荡山的奇峰飞瀑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灵感；另一方面，文人的书写与命名又反过来“塑造”了雁荡山的文化形象。山以文传，文以山显——这种双向互动，正是雁荡山“名山”传统的核心机制。

如果说古代文人以诗词、游记、题刻为雁荡山奠定了“文脉根基”，那么近现代文人则以更自觉、更多元的方式，完成了雁荡山从“文化名山”到“人类遗产”的跨越——他们不仅书写雁荡，更守护雁荡；不仅观赏山水，更以现代眼光重新“发现”山水。

（一）从谢灵运到沈括、徐霞客的雁荡情缘：一条延续千年的精神脉络

从南朝谢灵运的开山探路，到北宋沈括的科学定评，再到明代徐霞客的舍身求真，雁荡山的人文脉络展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关怀与科学探索精神。三位文人虽隔数百年，却在雁荡山的奇峰飞瀑间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文化对话。

谢灵运：雁荡山传世诗篇的开创者

南朝刘宋时期，谢灵运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出任永嘉太守，遍游永嘉佳山水，成为有记载以来最早游历雁荡山并留下传世作品的文人。

他以诗笔开辟了雁荡山的人文书写传统。其《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被公认为雁荡山第一首传世诗，诗中“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等句，以精微的观察捕捉了筋竹涧一带清晨的幽邃景致。这条古称“斤竹涧”的溪谷，经芙蓉镇沿溪而上可通达大龙湫与灵峰，至今仍是雁荡山的重要游线。谢灵运游历所经之处，后世称为“谢公岭”，明永乐《乐清县志》等文献均确认此岭即其“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之岭。谢灵运为山水诗宗，他的诗作开创了雁荡山文学书写的先河，为此后历代文人的到访奠定了精神路标。

沈括：以“天下奇秀”定评与流水侵蚀学说的提出

北宋科学家沈括于11世纪70年代任两浙察访使期间，对雁荡山进行了实地考察，在《梦溪笔谈》中写下了“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那句影响深远的九字定评。沈括的贡献远不止于一句赞叹，他以科学家的眼光，系统考察了雁荡山的地貌特征，提出了流水侵蚀形成山体的学说。“予观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千霄”。他进而揭示其成因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通过将雁荡山孤立巨石与黄土高原地貌进行类比，推断此地原为平原，经长期水流冲刷导致沙土流失，才形成今日的深谷与孤峰。这一论断，比近代地质学之父、英国地质学家郝登提出类似原理早了六百年，在世界地质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沈括同时完成了两个“定评”：一是美学上的“天下奇秀”，二是科学上的“流水侵蚀”。他以科学家的理性之眼，为雁荡山提供了第一重“真实”——在文人诗意发现之前，科学已经先一步“看见”了这座山。

沈括还结合佛经记载与唐人诗作，考证了雁荡山的开发历史。他注意到唐代诗僧贯休已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之句，说明雁荡山在唐代已有佛教活动的痕迹，只是长期隐于深谷而不为外界所知。2018年，雁荡山净名寺挂锡谷崖壁上新发现了沈括的第三处摩崖题记，为这位科学先驱与雁荡山的不解之缘增添了实物佐证。

徐霞客：三游雁荡的求真之旅与科学纠错

明代徐霞客则近乎“以生命丈量雁荡的旅行家”，一生三次游览雁荡山，写下两篇合计近万字的游记。他舍身实地考察，将雁荡山的认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时年28岁的徐霞客首次游历，冒雨登山，充满了惊险。从黄岩入山，笔下写道：“望雁山诸峰，芙蓉插天，片片扑人眉宇。”据《大明一统志》的记载，为寻找雁湖，却发现志书记载的方向有误。待次日登顶，根本不见湖泊踪影。返程途中一行人疲惫不堪，险些坠崖，最终靠将两名仆人的足布结成绳索垂下悬崖，才得以踏上石阶脱险。

19年后的1632年，47岁的徐霞客第三次游历，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重返雁荡。他听了卧云法师的指点，取路西外谷石门上山，终于找到了雁湖。通过对雁湖与大龙湫水源的详细考察，他纠正了志书上沿袭数百年的关于大龙湫水源的错误判断，证实雁湖之水与大龙湫瀑布风马牛不相及，此前所谓“龙湫之水来自雁湖”的说法纯属以讹传讹。从而，纠正了大龙湫水源沿袭数百年的错误判断。

徐霞客的雁荡之游，不仅是审美观赏，更是一场科学求证。他每游均“就破壁枯树，燃松拾穗，走笔为记”，以白描手法刻画灵峰、灵岩、大龙湫等景观的奇伟壮丽。在龙鼻洞，他发现此处摩崖石刻最为集中，共94处，涉及唐代至明代众多名人题刻，遂将其称为“嶂右第一洞”。徐霞客的求真精神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旅行方式：正是因为在雁荡山发现从官方地理总志到地方志都存在大大小小的错误，他从此对凡感兴趣的地方都要亲身游历、实地核验。其探险历程，“梯穷济以木，木穷济以梯，梯木俱穷，则引绳揉树”，跃然纸上，读之令人动容。徐霞客的意义，在于他将雁荡山从“观赏对象”变成了“探索对象”——他不仅看山，更“问”山。他的两次雁荡之行，构成了中国山水审美史上“从审美到求真”的重要转折。

将谢灵运、沈括、徐霞客三人的雁荡因缘并置来看，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浮现出来：谢灵运是开创者，他以诗人的敏感发现了雁荡外围山水的幽美，留下了第一首传世诗篇，却因时代所限未能深入核心景区。沈括是定评者与科学先驱，他以“天下奇秀”一语为雁荡山确立了文化坐标，更以流水侵蚀学说开启了对其地貌成因的科学解释。徐霞客则是求真精神的集大成者，他三次深入雁荡，以生命为代价勘验水源、纠正讹误，将旅行考察从审美体验提升为严谨的地理科学实践。

三人之间跨越数百年的精神呼应，也在后世文人的持续书写中得以延续。这座“激发妙笔才情的文山”，正是在谢灵运、沈括、徐霞客等人一次次的到访与书写中，从东海之滨的隐逸奇峰，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地图上不可替代的精神地标。

（二）历代文人墨客的雁荡印记

自谢灵运开篇以来，雁荡山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南宋“永嘉四灵”之翁卷，在雁荡山写下《能仁寺》《宝冠寺》《石门庵》等诗篇。南宋第一位本土诗魂王十朋前后八次游历雁荡山，留下题咏诗作三十余首，赋予雁荡山以生命温度，注入了第一道绵长而深沉的文脉。宋代曾几感叹：“天台雁荡天下奇，岂不欲往官缚之。”明代汤显祖作《雁山迷路》：“借问采茶女，连宵梦里人。烟霞为伴侣，何日下云津。”清代清代性灵派诗学领袖袁枚，游雁荡山时为大龙湫瀑布写下了传诵至今的《大龙湫之瀑》，为它提供了一种“无法被穷尽”的美学定评。

民国时期，雁荡山迎来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变革精神的一批文人。康有为于1924年春游雁荡山，由蒋叔南安排住屏霞庐，“终日看山不肯眠”，留下墨迹题刻二十来件，如题额“灵岩寺”“龙壑轩”，楹联“一峰拔地起，有水天上来”，大龙湫景区有“白龙飞下”题刻。他为蒋叔南《雁荡山志》作序，将雁荡景色描绘得神奇壮丽。康有为的意义，在于他是雁荡山“名山”传统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关键中介者——他不仅自己题诗留墨，更以政治名望和学术视野，为蒋叔南的雁荡山开发事业提供了文化上的“背书”，使雁荡山在民国时期获得了空前的社会关注。

蔡元培于1937年5月偕夫人、李书华等六人同游雁荡山，并提笔留有《游六记》。他还为雁荡山写下总体评价：“山中奇峰怪石，不可胜数，散布于平畴杂岭之间，占广大区域者，雁荡是也。”蔡元培以学者和教育家的身份，将雁荡山从“文人游赏的对象”提升为“学术观察的对象”——他的评语与沈括的科学定评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雁荡山“理性之眼”的两种目光：一个是科学家的地质之眼，一个是教育家的文化之眼。此外，近代著名学者林纾（林琴南）亦曾受蒋叔南之邀游雁荡，为之撰联题诗；黄炎培、陈叔通等亦与雁荡山有文字之缘。

“一代词宗”夏承焘，1944年至1945年，应雁山师范之聘在雁荡山任教，称雁荡山为“自家丘壑”，一生咏有雁荡诗词三十余首。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将雁荡山从“游历之地”变成了“生命归宿”——一座山能够成为一位大学者的最终安息之地，这本身就是“名山”传统的最高证明。

1964年，郭沫若来到雁荡山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抵达当晚，他在灵峰招待所花坛旁散步，抬头发现招待所后高山上一座山峰似一只硕大的雄鹰，当即挥笔写下：“灵峰有奇石，入夜化为鹰。势欲凌空去，苍茫万里征。”灵峰夜景“雄鹰敛翅”这一著名景点，正是郭沫若发现并命名的。离开雁荡山前，他创作了五律《游雁荡》：

奇峰传百二，大小有龙湫。
我爱中折瀑，珠帘掩翠楼。
新松待千尺，水量当更遒。
煌煌烈士墓，风光第一流。

这首诗的手迹刻碑嵌在中折瀑内侧崖壁上，在雁荡山现代旅游史上具有“代言诗”的地位。郭沫若的意义，在于他是雁荡山进入“现代旅游时代”后的第一位“代言诗人”——他的《游雁荡》诗和“雁荡山”题字，通过现代印刷媒介广泛传播，使雁荡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知名度获得了空前提升。

作为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奠基人，叶圣陶的雁荡之行更多了一份教育家的眼光——他关注的是雁荡山如何作为一种“教育资源”进入现代中国人的知识视野。茅盾则以一首顶针体的《接客僧》为雁荡山留下了独特的诗篇：

雁荡应名是若山，山水奇秀人称赞。
      赞美石僧勤接客，客游雁荡乐忘返。

这首小诗以顶针手法回环往复，将雁荡山“接客僧”这一著名景观与“乐忘返”的游人体验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是雁荡山现代诗篇中最具趣味性的一首。从叶圣陶的教育家之眼，到茅盾的顶针诗趣，现代文人对雁荡山的书写不再局限于“奇秀”的赞叹，而是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视角——他们既是雁荡山的“游客”，更是雁荡山进入现代中国文化视野的“引路人”。

雁荡山留存诗词五千余首、游记散文两千余篇。据《雁荡山游记选》统计，自宋至当代，到访过雁荡山的文人名士留下的游记文章总计二百三十七篇，其中宋朝五篇、元朝二篇、明朝五十四篇、清朝四十二篇、民国一百一十七篇、当代十九篇。这一组数字本身就是一种有力的概括：从宋至清，雁荡山的游记数量持续增长，至民国达到高峰。这说明雁荡山的“名山”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千年间不断被文人书写、叠加、强化。

与此同时，雁荡山自五代北宋进入画家视野的千余年来，历代名家在此留下了大量丹青墨迹。

北宋 赵宗汉 《雁山叙别图》

赵宗汉为宋太宗曾孙，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他奉使出镇广南，便经浙东过访友人，临行时挥笔写就《雁山叙别图》，这是目前已知最早描绘雁荡山的图画，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雁荡山奇水秀，楼台亭榭掩映其间，二人设几摊书对坐，一人携杖，童子抱琴随行，将叙别之情与雁荡山水融为一体。乾隆皇帝曾两度为此图题诗，足见其在画史上的分量。

元代黄公望晚年作有《龙湫宴坐图》，写大龙湫景区千佛岩一带景色。此画构图繁复而笔墨甚简，疏朗灵秀，是比较典型的大痴画风。

元代李昭亦作有《雁荡纪游图》，与赵宗汉《雁山叙别图》同属雁荡山早期绘画的重要遗存。

明代嘉靖年间画家叶澄作《雁荡山图》卷，绫本设色，纵35厘米，横290.3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卷描绘北雁荡景观，作者以小字标出各景名称，计有石门潭、章毅楼、石佛岩、石梁洞、灵风洞、响岩等多处，描绘真实，一一可对，似为现场写生之作-。笔墨繁细劲峭，线条方折挺劲，晕染清淡，层次丰富，文气十足。叶澄师法戴进，行笔方阔雄奇，实为浙派戴进一路之先驱。

明代唐伯虎（唐寅）亦有《雁荡》画作传世。弘治十三年（1500年），唐寅始游历名山大川，足迹遍庐山、武夷、雁荡、黄山等地，外师造化，为其山水画提供了大量写生资料。

明 唐寅《雁荡山图卷》

晚明画家李流芳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绘《雁荡观瀑图》。纸本设色，高34厘米，长261厘米，以浙派笔墨为雁荡写生-。李流芳为“嘉定四先生”之一，其《雁荡山卷》与赵宗汉《雁山叙别图》、李昭《雁荡纪游图》、钱维城《雁荡山五十三景图》并列，构成雁荡山绘画史的重要链条。

明代吴彬亦作有《雁荡山图》长卷，风格写实，观图可见雁荡诸景。

钱维城为乾隆皇帝钦点的状元画家，其《雁荡图》（又称《雁荡五十三景图》）是清代雁荡山绘画的巅峰之作。此卷为纸本青绿设色手卷，长731.2厘米，乾隆八玺齐全，并有嘉庆、宣统的鉴藏印，被列入《石渠宝笈》著录。全卷绘雁荡五十三处景观，包括灵峰洞、天皇井、天柱峰、大龙湫、能仁寺等，千岩万壑，层峦叠嶂，峰雄嶂险，飞瀑流泉，洞幽寺古，古木参天，湖光山色。全图既取宋人繁密奇峭的构图特色，又主要取法元代黄公望、王蒙的笔墨，行笔尖峭细劲，山岩外轮廓线方折挺劲，山体内部以尖锐的短皴线与劲健的小斧劈皴相结合，同时以墨加色淡施晕染，苍浑华滋，雍容大度，典雅端庄，呈现出一派宫廷富贵气象。2010年，此卷在北京保利春拍以1.3亿元成交，轰动全场。

近现代，黄宾虹曾三游雁荡，1931年初夏之行最为重要。此次游历，他由梯云谷口观石柱峰，向天台山取道，归得画稿，创作了《雁荡纪游》系列作品，共包含画稿三十二幅，具体包括《雁荡山巨幛》《大龙湫图》《三折瀑图》《响岩三景》《铁城壮观之图》《雁荡纪游册》等。另有《雁荡观瀑图》，画上自题七律一首，诗书画三绝。这一系列作品采用宿墨、秃笔中锋等独特技法，通过积墨法形成层次分明的视觉效果，集中体现了黄宾虹“师法自然”的创作理念。其8幅写生稿于1952年由黄宾虹夫人赠予艺术家赖少其作为研究范本，后由赖少其装裱成卷，并请潘天寿题写卷首。黄宾虹晚年仍以雁荡旧稿为素材创作，九十岁时还作有《雁荡奇峭》，可算是对自己一生三上雁荡山的小结。

张大千一行8人畅游雁荡

1937年，张大千与黄君璧、于非闇、方介堪、谢稚柳同游雁荡，探访灵峰、灵岩、大龙湫、西石梁等胜景。在大龙湫前，张大千填《谒金门·题雁荡大龙湫》词一首。

清 钱维城 《雁荡图》

1979年，漂泊海外近三十年的张大千翻检旧箧时重见此词，四十多年前畅游雁荡的情景涌上心头，当即挥毫泼彩重画《雁荡大龙湫图》，并在画上题写百余字长款：“四十年前，同南海黄君璧、蓬莱于非闇、永嘉方介堪、武进谢稚柳游雁山观瀑大龙湫……回首前尘，真如梦寐矣。”落款“蜀郡八十一叟张大千爰”。张大千存世的雁荡题材画作还包括《雁荡西石梁瀑布图》《雁荡大龙湫》《竹笋图》《夏风蝉鸣》《雁宕观瀑之图》《雁荡观瀑图》《雁荡三折瀑》《携琴访友图》《雁宕大龙湫》《雁山观瀑图》等。其中《雁荡三折瀑》为双题山水，首题“雁容三折瀑，以清湘法写之”，彰显其以石涛笔墨写雁荡胜景的艺术追求，画中先后融入石涛与董源两家笔意，堪称其艺术成熟期“以古法写造化”的典范。

潘天寿是历代画家中与雁荡山缘分最深者。1955年6月，他赴雁荡山写生，此后又于1960年和1962年两次重访。其雁荡题材的著名画作包括：1955年作《灵岩涧一角》《梅雨初晴》，1960年作《小龙湫一截》巨幅，1961年作《雁荡写生卷》，1962年作《记写雁荡山花》巨幅，1963年再作《雁荡山花》《小龙湫下一角》等。《小龙湫一截》有款云：“雁山峰壑怪诞高华，令人不能想象，诚所谓鬼斧神工，直使诗人画家无从下笔，奈何。”雁山的“怪诞高华”与画作的“一味霸悍”交相辉映。《记写雁荡山花》尺幅巨大，一方磐石占画面三分之二，石上苍苔浓郁，数枝野藤攀附交缠，巨石周围点缀各种山花野草，两只蛤蟆刚爬上巨石，还有小甲虫蛰伏于草叶上，仿佛雨后初晴，万物欣欣-。潘天寿以传统的山水花鸟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将雁荡山花中的野石斛、箬竹等天然荒率之姿致、清奇纯雅之意趣，通过山水与花鸟结合的方式，开创了中国画的新格局。

李可染于1954年、1956年先后两次赴雁荡山写生创作。1963年作《雁荡山》，水墨纸本，66×43.5厘米，充分体现了其由线性笔墨结构变为团块性笔墨结构的艺术风格，以墨为主，整体单纯而内中丰富，浓重浑厚，深邃茂密。此件作品出版于《李可染书画全集·山水卷》，全集所收录作品皆为极精之作。另有《雁荡百岗尖》，作于1963年，款识：“雁荡山百岗尖。一九六三年可染作于北戴河客舍。”1973年，他在一幅《雁荡山图》上题写道：“昔年往雁荡写生，在散水岸一带，得此画稿，今写其大意，不能作地理指导游图之也。”

陆俨少对雁荡山偏爱至深，曾自述：“世人重黄山……独爱雁荡，认为远较黄山入画，它的雄奇朴茂，大巧若拙，厚重而高峙，似丑而实秀，为他山所无。”1963年4月，陆俨少与浙江美院师生赴雁荡山写生，游历灵峰、灵岩、大小龙湫、三折瀑、开元洞、古竹洞等处，宿灵峰寺。忽见彩虹显现，随往的程景溪赋诗，陆俨少作画《雁荡彩虹》。同年画有《灵峰耸秀》《雁荡铁城嶂》《坐雨灵岩》《雁荡医院图》《山田再熟图》等。此次写生的重要成果是《雁荡写生十四帧》，册页题识中写道：“予近获览观祖国河山之壮美……衷情激动，歌咏不足，形之笔墨，得十有四帧。”1965年又作《雁荡古竹图》。上世纪80年代初期，陆俨少多次重游南北雁荡，创作了《雁荡采药图》《雁荡之崖》《雁荡山水》《雁荡初霁》《雁荡胜概图》《雁荡泉瀑》《雁荡悬瀑》《雁荡泉石》《雁荡奇峰》《雁荡灵峰》《南雁荡图》《雁荡岩居》《雁荡岩壑》《雁荡岩瀑》等大量作品。他曾总结道：“写雁荡当写石写泉又当写云，并云泉之源也，而石泉所恃以存也。此三者具而后雁荡之胜慨全矣。”

1937年，黄君璧与张大千等同游雁荡，应乐清县长之邀，五人合作书画。因身边均未携带印章，方介堪即席磨刀刻了一方“东西南北之人”闲章钤于画上，成为艺坛佳话。黄君璧作有《雁荡山小龙湫》，以粤派画家的笔墨写雁荡飞瀑之奇，苍茫浑厚，别具一格。

姜丹书（1885—1962）作有《雁荡奇景图》，以厚重苍茫之笔写雁荡山石之奇崛-。此图为1939年为奚仲谋、奚屠格所作，款识：“己卯六月十八日，为仲谋先生、逸俊夫人五四初度，因写雁荡山奇景以祝并乞双正。”-

从北宋赵宗汉的《雁山叙别图》到近现代潘天寿的《雁荡山花》，历代名家在雁荡山留下的代表作，构成了一部跨越近千年的中国山水画微型史。这些作品在题材上从全景式的名山胜景，逐渐转向局部山石花卉的微观观照；在技法上从宋人的写实繁密，经元人的简淡萧散，到明清的集大成，再到近现代黄宾虹的浑厚华滋、张大千的泼彩淋漓、潘天寿的霸悍奇崛、李可染的团块积墨、陆俨少的云水独创，每一次风格的嬗变都在雁荡山的崖壁飞瀑间找到了依托。诚如潘天寿所言：“不观雁山之奇变，不足以勾引画家心灵中之奇变。”雁荡山以其“怪诞高华”的独特地貌，持续激发着中国画家最深层的创造冲动。

（三）世界地质公园与5A级景区：从“名山”到“人类遗产”

2005年2月11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雁荡山成为第二批世界地质公园。雁荡山属大型滨海山岳风景名胜区，是迄今为止第一个以中生代火山地质地貌景观为主题的地质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誉为“岩石、水流、生命的交响曲，世界一大奇观”。雁荡山经历了四期火山喷发，记录了中生代古火山发生、演化的历史，展示了一亿年来地质作用所形成的深谷、峰林，有“造型地貌博物馆”之称。这一称号的意义，在于它使雁荡山从“中国名山”跃升为“世界遗产”——沈括在一千年前以“流水侵蚀”学说揭示的雁荡山地质奥秘，在二十一世纪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认证。一座中国东南的名山，由此进入了全球地质学与自然遗产的对话框架。

2007年，雁荡山风景名胜区被评定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同年，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式开园，雁荡山以“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的双重身份，完成了从“文化名山”到“人类遗产”的历史性跨越。如果说沈括的“天下奇秀”是雁荡山在古典时代的“命名”，那么世界地质公园和5A级景区便是雁荡山在现代语境中的“再命名”——前者以科学理性为这座山赋予了地质学意义上的“世界性”，后者以旅游标准为这座山赋予了服务体验意义上的“现代性”。两次“命名”之间，跨越了整整九百年的时光，而雁荡山始终保持着一种罕见的“兼容性”：它既是沈括笔下“穹崖巨谷”的地质奇观，也是王十朋眼中“擎天功业”的精神象征；既是怀素挥毫的书法圣地，也是万成根凌空飞渡的非遗舞台。正是这种“多义共存”的文化品格，使雁荡山当得起“四名绝唱”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