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一个以地名来命名的经验

  徐忠友

    五一期间，有一部分游客来到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上旅游，他们主要是来参观“枫桥经验”纪念馆的。也许有的朋友要问：这“枫桥经验”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用地名来命名的？刚好去年国庆节笔者刚去过枫桥镇，就来为大家讲一讲枫桥经验形成和枫桥地名的故事。

             枫桥镇因枫溪得名且历史悠久

枫桥镇以枫溪得名，枫溪是一条风光绮丽的山溪，上源有二，东源黄檀溪，西源白水溪。二源在枫桥镇南大竺园附近会合，始名枫溪。隋朝时，曾在枫溪渡口架桥建驿站，称之为枫桥和枫桥驿，枫桥地名即由此来。枫桥历史悠久，行政职能优势明显。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枫桥先民就在枫桥江两岸繁衍生息；越国前期曾于此建都；南宋孝宗乾道8年（1172年），一度为义安县治，义安县不仅仅为原枫桥区属范围，还包括了湄池、江藻一带，因此，枫桥是当时的地域中心，商贾云集之地，形成了繁华一时的三里长街。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辛弃疾曾于此申置东尉司；元设巡检司；明为驿辅；清乾隆三十八年（1774年）设枫桥镇；民国元年（1912年）设枫桥乡；1932年，枫桥曾修建小铁路，使得枫桥的集市贸易十分兴旺。1949年解放后，枫桥一直是镇、乡、公社、区所在地，也是诸暨东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

枫桥镇距绍兴市中心28公里，离诸暨市中心20公里，绍大线、诸嵊线穿境而过。2001年，枫桥、全堂、东一“二镇一乡”合并成新枫桥镇，镇域面积165平方公里。枫桥镇境内风景名胜古迹众多，有被列入《中国名胜词典》风光旖旎的小天竺，有建于宋朝的东化城寺塔，有原基于枫溪江溪间平陆而造的神奇建筑枫桥大庙，还有位于陈家村长道地的陈洪绶纪念馆（光裕堂）、王冕隐居地（九里山白云庵、梅花屋）、中国香榧森林公园、芝坞山、走马岗、枫水名贤坊等。但真正让枫桥镇在全国出名的还是“枫桥经验”。

    枫桥区是浙江省“社教”试点区乡

    20世纪6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开展改造“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分子)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中央决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但不少地方在具体推行过程中，依然实行了定指标，“关一批”“判一批”“杀一批”的扩大化错误做法。

    1963年6月19日，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精神，派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林乎加率领省委工作队来到诸暨县枫桥区，会同诸暨县委在枫桥区7个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社教”试点刚开始时，当地一些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也提出了不少过激要求。针对这一情况，浙江省委工作队发动枫桥群众开展“武斗好还是文斗好”的大讨论，广大干部和群众形成“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擦亮社员眼睛”的一致看法。

枫桥区西畴大队有一个曾拥有1400多亩土地的大地主。土改后，他一直拒绝参加劳动，留恋过去靠收田租不劳而获的轻松生活。他给自己居住的十多平方米房子取名“容膝斋”，并以此为笔名写了一本反动诗抄。虽然先后被大队批斗了20多次，他仍然不服改造，被群众称为“橡皮碉堡”。

在这次“社教”运动试点中，群众同他进行充分说理，其他四类分子也揭发他在家偷偷写反动诗，但没有把他抓进监狱。后来，这个被称作“橡皮碉堡”的地主分子，终于交代了自己制造谣言、记变天账、写反动诗等事实。群众高兴地说：“说理斗争真是好，‘橡皮碉堡’被攻破了！”“橡皮碉堡”自己也说：“这次评审，对我很有教益，我服了。”

浙江省委工作队在枫桥试点中，全区7个公社有67名四类分子被列为重点对象，斗争会上干部和群众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且允许斗争对象申辩，结果没有逮捕一个人，就把全部四类分子说服了，社教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毛泽东主席为“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批示

1963年秋天，浙江省公安厅将枫桥区社教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经验，上报国家公安部。

10月下旬，正在杭州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他对枫桥“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教育“四类分子”的做法很感兴趣，当即给予充分肯定：“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1963年11月，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厅开展蹲点研究和讨论总结，最终形成以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署名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同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公安部起草的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稿上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字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两天后，毛泽东又在和当时的公安部领导汪东兴谈话时说：“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至此，“枫桥经验”宣告正式诞生。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同时转发《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一文。同年2月，第十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开展。196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再次作出指示，强调推广“枫桥经验”的重要性，把学习“枫桥经验”推向了新的高潮。

          周恩来总理再次肯定“枫桥经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间，在极“左”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大搞阶级斗争运动，许多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再次受到批斗，甚至被投入监狱。在这期间，“枫桥经验”受到了冲击而一度被中断。

1971年春，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到会讲话，他再次肯定“枫桥经验”是依靠群众专政的好典型，中央批转了这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枫桥经验”重新受到重视。

1973年，公安部派人到枫桥蹲点，形成《“枫桥经验”在前进》的调查报告，以及《对一般流窜犯就地改造比矛盾上交好》等8个典型材料。1977年10月6日，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蹲点调查长达14个月，总结了普及“枫桥经验”的6条标准：教育改造有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效果显著；发案少、治安好，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当地的生产等。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枫桥的干部、群众在全国率先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全部摘帽，为全国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范例。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的长篇通讯，全面介绍枫桥给“四类分子”摘帽的经验。

与此同时，枫桥镇及时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念，在全国首创综治办，实行政府主导和群众主体相结合，充分依靠群众维护社会治安。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枫桥创造了“四前”工作法和“四先四早”工作机制，组织群众预防矛盾，富裕群众减少矛盾，服务群众化解矛盾。

“枫桥经验”的见证者和推广实践者

为了解当年“枫桥经验”诞生和最初的推广与实践情况，前不久，笔者慕名来到杭州市文二路上的一个小区内，采访了当年“枫桥经验”的见证者和实践者、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马成生教授，听他讲述了当年在枫桥参加“社教”的情况。

马成生，浙江省缙云县新介镇张公桥村人，年轻时曾当过教师、村农会委员，参加过土改。1953年夏天，他从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便留校工作。1958年7月，他被调到杭州市委办公室工作，1960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文学理论研究生班学习，成为著名作家、学者钱钟书的亲授学生。1963年暑假，马成生研究生毕业回到浙江。9月初，他在杭州市文一路222号参加学习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国庆节后被分配到诸暨枫桥区搞“社教”工作。

当时共有40余位大学生和研究生，被单独编成一个“社教”工作队，马成生被指定为“社教”工作队副队长。工作队从杭州出发，先在枫桥镇住了一天。随后在栎江公社学习了一周后，马成生与工作队员杜英信、郭东生被分到了三联大队（现在霞朗桥村）蹲点。为了与农民接触更多些，马成生便吃住在三联大队贫下中农协会组长魏行芳家里。他们便成了“枫桥经验”的见证者、推广者与实践者。
    在马成生刚出版的《秋风春月》一书中，有一篇题为《参加“社教”工作》的稿件，介绍了一些当时在枫桥遇到的矛盾：往年，霞朗桥村有社员在自留地上种丝瓜，瓜藤却缠在集体的桑树上，极大地妨碍桑树的生长，今年如何及时防范？还有社员反映，霞朗桥村的魏某某，偷去大队部一根树木，要求及时查实、解决……对这些问题，马成生等“社教”工作队员都运用“枫桥经验”加以解决。他们与当地社员多次交换意见，最后解决的办法是：与社员讲清楚，在自留地周边插些木头、拴上绳子，搭个瓜棚就不会影响桑树生长了。另外有关魏某某偷大队部树的问题，大家调查访问了好几家，都说“确有此事”。后来，马成生等便找魏某某谈话，他终于承认了错误，并且在一个黄昏，趁无人走动之际，悄悄把树背回大队仓库门口。大家觉得改了就好，不要抓住不放。

1964年春节，马成生回到杭州，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全体“社教”工作队员大会，会上他被评为“六好”队员。将近元宵节时，他回到霞朗桥村，有社员前来反映：“马同志，队里又出问题了！”“有什么问题？”“经济问题，有人挪用公款！”马成生听了立刻到生产队队长魏绍和家里去找他了解情况。马成生还未开口，魏绍和便带着一脸的歉意与无奈，说是自己挪用了队里的5元钱。马成生问：“这是怎么回事？”魏绍和便原原本本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因：“那天我一个亲戚家办喜事，别人有送6元以至8元礼的，我不去送，脸面上过不去，便从会计那里挪了5元钱，吃了餐喜酒。”“亲戚家有喜事，送点礼，本也是人之常情，可是不该挪用队里的钱呀。”“我家里没有一分钱，正月新春，又不便向人家借钱，实在没法子才这样做的！”
    马成生知道魏绍和的家庭情况：他结婚迟、孩子小，自己身体差、工分少、吃口重，口粮总是不足。往年常煮草籽来当主粮，今年为了此事，肯定又要吃更多的草籽，换谁都受不了。可是，作为一名生产队长，用挪用集体资金的方法解决问题，总是不妥当的。马成生便严肃地批评了魏绍和：“首先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但你家里确实有困难，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后来他让魏绍和设法还了款，这事也就在内部消化了。

1964年4月21日，马成生参加了枫桥区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辅导员会议。这个“学习小组”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学习毛泽东与马、恩、列、斯有关著作，并联系本公社、本大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活学活用，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这样，“枫桥经验”才会长期发挥作用。
    回到栎江公社后，马成生检查了公社、各大队学习小组的情况，如组织是否健全，时间是否有保证，学习内容是否适当，是否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何经验教训等。他们走访了几个公社、大队，将所掌握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并对各公社和大队的学习提出建议。例如：社员口粮分配，究竟是按“工分”分好，还是“四六开”分好等，有的公社大队争论不止。马成生把这些问题分别提供给学习小组，让大家联系实际，触类旁通，由此及彼，进行学习、讨论，根据“枫桥经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寻求答案，从而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新时代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

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新世纪以来，浙江省广大干部群众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积累的基础上深化，创造出“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的新经验，建立“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的新机制，形成“党政动手、依靠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的新格局，体现了“枫桥经验”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200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政治意识，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枫桥镇也坚持发展与稳定并重，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的新格局，努力做到“家庭琐事不出户、邻里纠纷不出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2013年10月，为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再次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平安中国建设高度重视，将内建平安中国、外建和谐世界作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两个重要维度。同时，当前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提出了新挑战，也为“枫桥经验”注入了新时代的新元素。人民主体是其核心价值，实现人民的利益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价值导向；党建引领是其政治灵魂，反映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本质特征；路径创新是其实践特质，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主要路径；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防并举”是其重要手段，共建共享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工作格局。

如今的“枫桥经验”，已成为中国社会治理工作的先进榜样。

                       编辑：张佳瑶

                       审稿：徐忠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