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四青年节”的发源地

           徐忠友 整理

今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101年纪念日，也是新中国第71个“五四青年节”。今天，我首先向朋友们介绍一下“五四青年节”诞生地北京的地名知识。

北京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和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最多的城市，长达3060多年的建城史孕育了故宫、天坛、八达岭长城、颐和园等众多名胜古迹。早在70万年前，北京周口店地区就出现了原始人群部落“北京人”。公元前1045年，北京成为蓟、燕等诸侯国的都城。公元938年以来，北京先后成为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国都、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首都，1949年10月1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因此北京的地名就有20多个别称：

1.燕都。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以后，在尧封帝，此后在苏城建都，在燕封召公。燕都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据说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其国都称为“燕都”。

2.日下。始见于《晋书》，颍川距晋国都洛阳极近，故称日下。后来唐朝诗人王勃作《滕王阁序》时有“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之句，即运用于此典故，此后便以“日下”为国都的代称。

3.幽州。远古时代的九州之一。幽州之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燕曰幽州。”两汉、魏、晋、唐代都曾设置过幽州，所治均在今天的北京一带。

4.京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以前，称首都长安为京城，以后京城就泛指国都，北京成为国都后，也多将其称为京城。

5.南京。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将原来的幽州升为幽都府，建号南京，又称燕京，作为辽的陪都。当时辽的首都在上京。

6.大都。元代以金的离宫今北海公园为中心重建新城，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改称大都，俗称元大都。

7.北平。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灭掉元朝后，为了记载平定北方的功绩，将元大都改称北平。

8.北京。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取得皇位后，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城，并准备迁都城于此。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

9.京师。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改称京师，直至清代。

10.京兆。民国二年（1913年）废顺天府，翌年置京兆地方，直隶中央，其范围包括今天的北京大部分地区，民国十七年废京兆地方，改北京为北平。

11.北京。新中国成立后，便将北平改为北京。

刚才我向大家介绍了一下北京的地名知识，正因为北京有这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仅吸纳了一大批爱国的文人志士，也为后来发生的“五四运动”积蓄了爱国反帝力量。接下来我再详细向大家介绍一下“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经过：早在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也称“辛亥首义”或“辛亥革命”）发生，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美国得知消息后，便于12月下旬乘邮轮回国，即被17省代表以每省1票的方式，获16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并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代皇帝宣统(溥仪)被逼退位，历经267年的清朝统治和2000多年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国。

随后，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了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就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然而，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北洋军阀袁世凯。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袁世凯死后，袁世凯的副手、北洋军阀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之职，宣布恢复约法，召集国会。但实际权力则为国务总理、北洋军阀段祺瑞所掌握。

1916年夏天，由北洋军阀黎元洪组阁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这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法国回到上海。12月26日，49岁的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有新思想的蔡元培就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之、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美、英、法等27个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陆征祥、顾维钧等5位代表参加会议，但是巴黎和会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三项提案，背信弃义，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铁路经营等多项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1919年4月24日，以私人身份在法国考察的梁启超先生从巴黎致电到国民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代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1919年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时为外交总长陆征祥则将此事电告北洋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据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称：“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时为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著名诗人林徽因的父亲）闻讯后，便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称：“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开后，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师生群情激愤。5月2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先召开了北大教员会议，商讨挽救之策；接着又举行百名学生班长和代表会议，议定于5月7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爱国示威游行。5月3日下午，当获悉国务院总理钱能训竟电告外交总长陆征祥接受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并在上面签字的新情况后，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国民外交协会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立即将外交失败转报北大师生等。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在听取了《京报》主笔邵飘萍关于巴黎和会失败情况介绍后，蔡元培上台呼吁北大等学校师生立即行动起来，奋起抗争，反对“巴黎和约”，挽救中华民族。会议决定将爱国示威游行提前到5月4日举行。他还将北京政府准备签约的密令告知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傅斯年，号召师生们奋起救国。

5月4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许，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以及工业、农业、医学、政法等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汇聚天安门集会，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接着队伍向外国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要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高呼“还我青岛”“取消21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火烧签订21条时的外交次长、卖国贼曹汝霖的家——赵家楼。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在游行示威中，北洋反动政府竟然逮捕了32位爱国学生，其中北大学生有20人。当日，教育部发布训令，要求蔡元培严尽管理责任，对不遵守约束，为首滋事的学生“应即予以开除”。蔡元培不但拒不执行教育部训令，反倒心急如焚连夜召集北大师生开会，商讨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他表示，“愿以一人抵罪”，不惜辞职也要把被捕学生保释出来。

5月5日，北京其他12所大学的校长齐聚北大，蔡元培又与他们继续商讨营救办法。会议成立了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负责与北洋政府交涉。会上还作出决议：“此事乃多数市民运动，不可让被拘之少数学生负责，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应先推举代表往警视厅要求释放学生。如警厅不允则往教育部，教育部不允则往总统府，总之不释放此少数学生，誓不终止。若政府不能容纳众议，虽致北京教职员全体罢职亦所不惜。”

为了使被捕学生早日获释，蔡元培多方疏通关系，在率校长团与警察总监的交涉中据理力争，并委曲求全，不惜以身家作保。由于蔡元培等人的努力，同时也迫于全国的舆论压力，当局最终于7日早晨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便热情鼓励安慰被捕释放学生，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他们的归来。正因为校领导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和鼓励，北洋政府当局便视蔡元培为“罪魁祸首”，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解散北京大、撤换蔡元培等主张，并下达三道命令：查办北京大学校长，将已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整饬学风。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为了保护学生，决定辞职挂冠出走。为防止北大和北大学生受损失、抗议当局的恶劣行径，5月9日，他愤慨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他打算出走后，北大师生迅即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校长，其他院校师生也极力声援，北京各大学的校长同上辞呈，表示要与蔡元培共去留。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五四运动”的影响波及全国，引发了全国学生的罢课，工商各界也同仇敌忾，以罢工罢市作为声援。

没想到在6月1日，北洋反动政府又接连发出两道命令:一道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另一道诬蔑学生爱国斗争为非法行为。卖国竟然有功，爱国反而有罪，反动当局的罪恶行径，刺痛了广大爱国学生和民众的心，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兴起了。

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2000余人走上街头，展开反帝爱国演讲，当天有170名学生被捕。于是次日又有4000多名学生上街演讲，结果又有700余人被捕。消息传到上海，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挺身而出，投入反帝爱国斗争的行列，发起影响深远的“六五”政治大罢工，使“五四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

6月5日上午，上海日商第三、四、五纱厂5000多名工人在“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声中，首先宣布罢工。当天下午，陆家嘴、杨树浦一带多家工厂的2万余工人投入反帝爱国大罢工。随后几天，上海各行业的工人积极响应，10日形成全市总罢工，并发出誓言:“不达惩办曹、章、陆目的，誓不开工。”在此前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三罢”高潮。

北京、上海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杭州、济南、青岛、天津、南京、宁波、武汉、南昌、扬州、安庆、厦门、广州、西安、沈阳、成都、昆明等100多个大中城市，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浪潮，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

6月中旬，北京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便下令慰留蔡元培，并随之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电令中国代表团拒绝在所谓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6月15日，虽然蔡元培发表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提出了“三个绝对不能”，即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但最终难却北大师生们的盛情，应允复职，声言只做北京大学师生的校长。蔡元培由此得到广大爱国师生的拥戴，并被尊为学界领袖。

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签字日，此前北洋政府又电令中国专使，如期在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再次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一场拒签和约的运动又在全国开展起来。驻巴黎的中国使团收到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7000余份。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影响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权益，但提案还是被否决了。

6月27日清晨，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6月28日，3万多华人齐集在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外面。3万人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声：“不能签字！”特别警告专使如与会签字，当即扑杀，并列出偿命名单。“谁签字，就打死谁！”另有15名敢死军的青年准备以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去捍卫中国的尊严和权利。最后，中国代表团终于发表了一项声明：“山东问题不解决，我们决不在和约上签字！”

在多方强大的压力之下，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可反动当局竟然扬言要烧北大的房子、杀北大的学生，并提出以300万现金买凶暗杀蔡元培。

此后,“五四运动”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主力由学生转变为工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以这次大罢工为标志，中国工人运动已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顽强斗争精神，极大地震撼了反动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的不断抗争下，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由美国倡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纵观“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要求青年人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积极进取，勤奋工作。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

由于最初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是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为了使青年人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规定：每年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按照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青年节（5月4日），14周岁以上的青年放假半天”，但这一规定没有明确放假适用人群的年龄上限。2008年4月，经国务院法制办同意，“青年节”放假适用人群为14至28周岁的青年，3亿多青年将于每年5月4日放假半天。此次进一步明确年龄上限后，将有3亿多年龄在14至28周岁之间的青年可以依法在青年节这天享受到半天的假期，感受到社会对青年的关爱。

在“中国青年节”期间，我国各地都要举行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中央和各省领导都要出席并讲话。青年们还要广泛开展各种社会志愿和社会实践活动，还有许多地方在“五四青年节”期间要举行成人仪式。而所有这一切，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因此，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青年人应该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

编辑：   张家瑶

审稿：  徐忠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