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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梦熊：从江山走出来的中国新闻界杰出人士（4）

江山

人民日报新大楼

今天第3章稿子上传后，有多位听众和读者提出把最后两章也发上去接着看。因此，我今天就把明后天这两章都发出来，星期六、星期天就不发了。下星期一再发新内容，谢谢朋友们的关注。

57岁进京担任人民日报副社长、副总编

郑梦熊在人民日报社门口留影

有道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郑梦熊在办报中坚定地与党中央和浙江省委保持高度一致，因而他的“事业之梦”又有了新梦境和新收获。1989年秋天，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地方党报中抽调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的负责人，充实到《人民日报》的领导班子中去。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在浙江检查工作时，来到《浙江日报》召开座谈会，听了报社干部、职工对郑梦熊情况的介绍，他充分肯定了郑梦熊对《浙江日报》管理方法。这年年底，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干部局负责人和人民日报社的一位老干部组成的考察小组，飞抵浙江杭州，他们是来考察郑梦熊的。中央考察小组在杭州召开了方方面面人员参加的多个座谈会，听取了大家对郑梦熊的反映。最后，中央考察小组找郑梦熊谈了话，征求他对调到北京工作的意见。郑梦熊当年已是57岁了，从个人工作和生活上来说，他表示希望留在浙江工作；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听从组织安排。

郑梦熊在人民日报社办公室

1990年2月，中共中央发文任命郑梦熊为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兼任报社机关党委书记。接到中央的任命文件后，郑梦熊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带着简单的行李，搭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望着机舱外的蓝天和白云，郑梦熊的心情非常激动。如果说40年前，年方18岁的郑梦熊听从江山团县工委的安排，告别了还没毕业的江山中学，前往衢州地委报到，走向了他实现“理想之梦”的起点；而40年后，年已58岁的郑梦熊服从中央的调动，告别了为之奋斗30多年的《浙江日报》北上，虽说他已功成名就，但一向处事低调的郑梦熊则把此行看作是他迈向“事业之梦”的又一个新起点。

刊发具有改革开放风向标影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人民日报

北京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这里并不是北京的繁华地区，但因为闻名中外的人民日报社就在这里，所以常常引起世人的关注。几乎所有的外国领导人及外交、新闻、军事、商贸、情报等部门人员，都把《人民日报》当作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和风向标。据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几个月内，他每天简单浏览一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后，便专门叫中文翻译为他介绍《人民日报》刊登的主要内容。

一辆“红旗牌”轿车载着郑梦熊，驶进了高悬着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人民日报（还有个社字是仿宋体）”红色大字的大门。人民日报社的大院前身是一座大学的校院，两旁的楼房并不高，但花木长得很茂盛。在这一排排绿树掩映的大楼里，与新华社、CCTV、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样，都是中国新闻界的藏龙卧虎之地。

刊发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消息的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创刊于1948年6月5日，1949年8月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国成立前后，范长江、邓拓、吴冷西等同志都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因此，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之一。

郑梦熊到《人民日报》工作后，他与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总编辑邵华泽等报社领导密切配合，忘我工作，在报社确立正确的办报方向、加强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上下的认可。同年10月，中央又任命郑梦熊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报社评论部、理论部、文艺部、出版社、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等部门的工作，并兼任中国报纸理论宣传研究会会长、人民论坛杂志社副社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兼职教授。

与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等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丁关根汇报人民日报工作

有一段时间，郑梦熊承担的是人民日报社夜班值班总编的工作，每天从晚上9时值到第二天凌晨3时，他戴着老花眼镜，一“字”不苟地认真审阅6个版的报纸大样，从政治到经济、从报道到言论、从版式到照片，方方面面都要严格把关，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让漏过去。他常对采编人员语重心长地说：“《人民日报》是中国第一张大报，全国各族人民都要看，世界上许多国家领导人及相关部门（包括驻华大使馆）都要研究，报纸印发出去事关党和国家的形象和政治方向，因此要慎之又慎，严格把关，确保万无一失。”为了不辜负中央的重托，牢牢把好“中国第一大报”的舆论导向，郑梦熊一心扑在工作上，有段时间他连节假日都坚持上夜班。他值夜班的时候，处理稿件遇到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都如实地记录下来，以便今后总结经验教训。他把这个本子叫《审稿札记》。其中1991年5月1日晚上，他在《审稿札记》中这样写道：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版大样右上方刊登《天安门广场举行节日升旗仪式》的新闻，并配有一张照片，画面上的人物全部是解放军，没有一个群众。我马上与海外版的值班编辑联系，问能否不用这张照片。他回答说，“升旗仪式由军人持枪是《国旗法》明确规定的。”我就把新华社发来的5张升旗仪式照片找来看，基中有两张群众参加升旗仪式的照片，背景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我认为用这两张照片有意义，它反映了国旗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人民共和国，亿万人民群众热爱国旗、热爱祖国的情感与事实。于是，我把海外版值班编辑叫来对他说：“你选用的这张照片没有错，《国旗法》有规定，但我觉得这张有持枪解放军的照片画面不理想，是否用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有群众场面的照片？”编辑听后说：“我只想到用解放军持枪的照片表现庄严，没有您想到的周详，您说的是对的。”最后，这位编辑很快就把原来的照片换了。《人民日报》国内版一版开始用的也是那张照片，我也叫他们换用新华社的照片。我觉得用照片也要慎重考虑，注意宣传效果。

国内版二版，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禁止发放代币购物券的通知》放在二版下半版的位置，而上面是一个工厂的报道，很不相称。我叫编辑来，把国务院的通知调整到上半版的中间。还有一则简讯，题文不符。标题是《华凌冰箱后来居上》，文内却没有“后来居上”的内容，只有反映产销两旺的数字。所以我把标题中的“后来居上”改为“产销两旺”。

国内版6版一篇题为《帮助青年自立于社会》的稿件，是本报记者访问英国青年企业信托基金会的访问记，文内说英国逾40万人失业，青年失业占四分之一。这个基金会努力帮助解决青年失业问题。我想，资本主义失业情况那么严重，标题里却没有反映失业现状，反而让“青年自立于社会”，这没有把握住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会让读者产生资本主义好于我们的误解，我让编辑将标题改为《一个帮助失业青年的机构》，这样更准确。

上面摘录的是郑梦熊在《人民日报》值的几千个夜班中一个节日之夜记录的《审稿札记》，作为一位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副总编，他不仅知道手中的红笔在报纸大样上终审签字的份量，更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还有他心中那个“做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的“事业之梦”。正因为如此，他忘记了经常白天开会、晚上当“夜猫子”（报社的人都把上夜班的人称为“夜猫子”）的艰辛，他忘记了远方的子女和节假日的欢乐，他忘记了自己已是年已花甲的老人，而把满腔的心血全部倾洒在新闻这片园地里。

1994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人民日报工作，郑梦熊当时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列席会议

在人民日报社，郑梦熊还提出“现场短新闻”要经常上头版，以促进新闻记者经常下基层、到现场、深入联系群众，改变有些记者喜欢在办公室里打电话采访，在宾馆里、酒桌上、小汽车里采访，在别人提供的材料上“创作新闻”的不良作风。有一天晚上值夜班时，他看到一个记者深入到内蒙古自治区一个边贸市场采访时，发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顾客因语言不通，就用手语交流、侃价，生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气象，便写了《手语市场》这篇现场新闻，对在刚开放的边贸中具有积极的意义。郑梦熊立即把这篇原打算排在二版的稿件，一下提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重要位置上。发表后读者反映很好，这篇稿子后来不仅被评为全国现场短新闻一等奖，而且还让许多媒体和记者重视了现场新闻的采编工作。

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期间，郑梦熊每年都要给刚进报社的青年记者上“入社第一课”，勉励青年记者要“牢记党性，深入基层，注重人品，多出精品。”他不仅这样要求记者，也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做。1995年秋天，他到浙江绍兴出席一个会议。在火车上，听到对面座位两位大学教授对当时社会风气的现状不太满意，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向钱看太困难了，精神文明建设难度也很大。到绍兴后，郑梦熊就问当地的干部：“你们这里有没有不向钱看的干部？”“当然有。”回答的那位绍兴当地的干部，一会就找来3份农村党支部书记拿出自己的钱和物资帮助农民致富的先进事迹材料给他看。散会后，郑梦熊没有去游山玩水，而是以一名《人民日报》普通记者的身份，与《人民日报》驻浙江记者站记者袁亚平一道急着往农村里跑。他俩采访了乡村干部、普通农民，很快写出了《可爱的“傻书记”》通讯稿，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1996年，郑梦熊到山东荷泽出差，听说那里乡镇干部的作风有了大转变，特别是各乡镇实施“五不”廉政制度后，干部自觉遵守，深得民心。他随即对荷泽报社的同志说：“我要下去看看，你们不要同当地领导打招呼，也不要通知下面，给我弄辆车就行了。”他深入基层“微服私访”了许多乡镇后，就挥笔写出了《荷泽乡镇干部新风》的通讯和《“五不”得民心》的短评，刊登在《人民日报》一版上，为全国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切实转变干部作风树立了典型，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

郑梦熊的“事业之梦”，在新闻的园地里圆满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