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公馆纪事

 江 山     

在浙江省江山市城南42公里处的仙霞岭下，有一个保安乡。在保安乡保安村，有一所远近闻名的戴公馆。因为它的主人是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局长戴笠，所以这所公馆和它的主人有很多轶事。                

 戴笠出生在保安村的一所老屋里

1897年5月28日，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局长戴笠(谱名戴春风)就出生在保安村的一所老屋里。

戴笠的父亲戴冠英，在戴笠6岁时就去世了，戴笠及弟弟戴春榜由母亲蓝月喜拉扯成人。

年少时的戴笠，曾拜本村在江山一带有名的秀才毛逢乙为师，熟读《三字经》、《千家诗》、《朱子家训》等。1910年，他考进了江山文溪高小，这是当时江山一所较好的学校。1914年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杭州府中学堂读书。在这之前，戴笠的学习成绩都是不错的。但进杭州府中学堂读书后，因有一次故意用木哑铃拌倒同学认为“讨厌”的学校管寝室的舍监，两年后被学校开除。

在这段时间，戴笠虽然又考上衢州联合师范，又到上海闯荡过，与杜月笙、戴季陶、王亚樵等青红帮头目混过，并和胡宗南一起被浙江别动队司令王亚樵任命为纵队长。好景不长，因当时军阀混战，福建孙传芳部队占领浙江，戴笠被迫回到保安。直到1926年春，经小学同学毛人凤指点，远赴广州考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一批没考上，第二批考试前将戴春风名字改为戴笠，此名出自宋代孔仲平赠张天觉的诗文“万世倏忽如疾风，莫以君车轻戴笠”。他还有个别名叫“雨农”。过多方努力，戴笠终于考上了黄埔六期的第二批，分在伍生部直属团17连受训。

1927年5月，戴笠在杭州西湖杜庄与上海警备区司令杨华、上海法租界帮会头子杜月笙结拜兄弟，当时戴笠任蒋介石的侍卫副官。1932年任国民党“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正式开始从事情报工作。由于他紧紧追随蒋介石，地位很快上升，1938年8月，升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工作的少将副局长，后来还兼任过“国民党财政部缉私局局长”、“军委水陆交通检查处处长”、“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主任”、“中国警察学会会长”等职。

1941年12月初，戴笠领导的军统密码技术研究室破译了日军准备在近日偷袭美国珍珠港的重要情报。虽未被美国海军采纳，但事后深得美方赏识，1942年戴笠担任了“中美合作所所长(主任)”。在这前后，戴笠曾杀害过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也暗杀过汪精卫、张敬尧等一批汉奸及川岛芳子等日本特务。因此他既有抗日杀汉奸的一面，也有为维护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利益手上沾满共产党人鲜血，极其反动残忍的另一面，是个历史“双面人”。

在老家建造了一所豪华神秘的戴公馆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随着戴笠地位的升迁，其家中原有的一所旧屋，经过一番装修后，便易名为“戴公馆”。公馆内原有长工、佣人、厨师等，由戴笠儿子戴善武任自卫队主任，配备近百名自卫队队员，持枪轮流站岗放哨，一般人休想进去。一时间，“戴公馆”在本地人眼中，增添了几分神秘和威严。不料在1942年8月6至9日，日军欲通过仙霞关打击中国军队，并借仙霞古道入侵福建浦城等地。当日寇分四路纵队经过保安村来到仙霞关下，中国军队第三战区所属49军军长王铁汉设军部于廿八都，105师副师长刘汉玉亲临仙霞关前线，率部埋伏在仙霞古道两边山岗上，当鬼子一靠近便迎头痛击，最后中国军队将日本鬼子打败，败退下来的日本鬼子恼羞成怒，从保安村下来一路放起了熊熊大火，疯狂烧毁了成片的民房，保安街中央的“戴公馆”也被付之一炬。

1942年8月23日，日军从江山弃城而逃。不久，戴笠借到东南沿海视察之机回了趟老家保安。他见“戴公馆”被烧，老母悲痛欲绝，加之天又下着大雨，家中无法住宿，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到仙霞岭半山腰处的关帝庙里住了一宿。夜里风大，庙门又破，在“军统局”过惯奢华生活的戴老板，睡在稻草地铺上全身发痒。次日离别时，戴笠眼见老母身衰体弱，便请其去山城重庆居住，因为在重庆和南京等地，他都有“戴公馆”。但老母不肯离家，戴笠决定在保安旧宅基地上重建“戴公馆”(也称戴笠故居)。

从老家回到军统局后，戴笠即电令胞弟戴春榜辞去甘肃省景泰县县长职务，到重庆当了个挂名的少将参议，照领薪水；暗地里是回到老家保安大兴土木，建造新的“戴公馆”。新盖的“戴公馆”由一名外地请来的建筑工程师设计，戴笠亲自审定设计图纸，戴春榜担任监工，于1943年初破土动工兴建。

新建成的“戴公馆”位于保安街中段，占地面积近千平方米、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整体布局仿日本建筑风格，并利用地势落差，设计成里三层外二层的楼宇，结构精巧，居室隐蔽，设有明暗两道楼梯。公馆外堂用于接待一般客人，内堂最为豪华，板壁用上好的木料制成，均用油漆刷过。前后厅之间设有暗梯，系戴笠精心设计的“暗道机关”。暗道口从外面看是两扇壁橱门，将其打开则是仅容一人上下的螺旋形楼梯，遇紧急情况时人可从暗道直达地下室，再溜出村外。此外，楼顶还有几个窗子，打开窗户，就可攀上房顶逃遁。戴笠的书房、客厅、卧室就设在楼上的“暗道机关”旁，两侧为戴笠儿子戴善武和其弟戴春榜的房间。主楼南侧还盖有两层的协屋，上层给戴家自卫队员住宿，东面平房系戴母蓝月喜和佣人居住。“戴公馆”这些独特的设计，都与戴笠的特务职业有关。

“戴公馆”建成后不久，戴笠借到东南沿海检查工作之机，陪同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中校兼“中美合作所副所长”梅乐斯准将一行，在10余辆美制吉普车、军用大卡车的前呼后拥下，取道福建经廿八都，浩浩荡荡地沿江浦公路回保安老家，以显示一下衣锦还乡的气派。戴笠和梅乐斯一行抵达保安村时，戴家门前更是张灯结彩、敲锣打鼓、人人列队相迎，迎接美国客人。当晚，戴笠把梅乐斯将军安排在仙霞岭上专为他修建的“率性斋”别墅内居住，由重兵保护；并用鱼翅、燕窝、白兰地、茅台酒款待，让梅乐斯尝尽了江山的风味特产。第二天，戴笠亲自陪同梅乐斯游览了仙霞关，并把仙霞岭上的一个小亭命名为“乐斯亭”，以取悦梅乐斯，梅乐斯也从美国空运了一棵金钱松栽在“戴公馆”院子内作纪念。几天后，戴笠陪同梅乐斯离开江山返回重庆。临时前，戴笠邀请梅乐斯下次再访“戴公馆”，梅乐斯满嘴“OK、OK”欣然表示同意。

  1946年戴笠死于一场空难事故

天有不测风云。1946年3月15日，戴笠先前从重庆飞到北平去部署情报工作。没想到却让他查到了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叛变事件。

马汉三是军统骨干，长期在北方搞情报工作，因为深得戴笠的信任，所以地位越来越高。不仅担任过兰州工作站站长、宁夏缉私处处长，抗战胜利以后，还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北平站站长。

戴笠这次来到北平，特意去北平第一监狱提审了大名鼎鼎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中国名字为金壁辉）。在提审中他从川岛芳子的口中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秘密：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在抗战的时候曾被捕叛变。川岛芳子还说，前不久，马汉三还从她的家中搜走了一把九龙宝剑。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是无价之宝，所以他想利用战乱的形势，将其据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活动的时候，被日军逮捕。落到日本特务机关手里的马汉三，自知必死无疑。为了活命，他不仅供出了所有知道的情报，而且献出了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

后来，马汉三被日本特务机关秘密释放，重新回到国民党军统工作。时刻关注九龙宝剑下落的马汉三，得知宝剑藏在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家里，就在日本投降后，迅速逮捕了川岛芳子，并从她家的地窖中搜出了九龙宝剑。

随后，戴笠从马汉三手中索回九龙宝剑，表面上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处置汉奸马汉三。马汉三自从交出九龙宝剑后，他深知戴老板是杀人不见血的，所以就被死亡的巨大阴影笼罩着（直到1948年，马汉三才被戴笠老部下毛人凤在南京被秘密处死）。3月16日，戴笠由北平去天津，随即转飞青岛。在天津机场上，戴笠满面笑容地与前来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话别。据传马汉三在送走戴笠后，决定先发制人，干掉戴笠。他找来心腹死党刘玉珠，命其先期赶到青岛，设法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定时炸弹，制造空难事故。

当天戴笠再由天津乘专机飞往青岛，与美国海军上将柯克协商，请美国海军停泊在青岛港的军帮助蒋介石运送部队到东北作战事宜。3月17日11时45分，戴笠等十多人乘坐D、C47型——222号专机从青岛沧口机场出发，准备飞往上海再转重庆，但飞到上海高空时，天下着倾盘大雨，空中能见度极低，上海机场不便降落，只好改飞南京。可南京机场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当天下午1时10分左右，飞机在降落时竟越过了南京机场，飞到江苏省江宁县境内并撞上板桥镇的一棵大树，飞行员赶紧拉起操纵杆将飞机往上升时，飞机又撞在附近岱山的山腰处爆炸了，戴笠本人也被烧成了黑碳落在岱山的一条“困雨沟”内，终年49岁。戴笠死后，蒋介石亲自上紫金山灵谷寺的老公殿附近为戴笠选择墓地，并为其送葬。同年6月11日，国民政府还发布命令追授戴笠为陆军中将军衔。

此后，关于戴笠死亡的真正原因一直众说纷纭。其一：蒋介石谋杀。戴笠的军统组织非常严密，有十万之众，一色美式装备，只听命于戴笠。戴笠欲谋求警政部长、海军司令位置，想借美国方面之力达到目的，引起蒋介石惊慌，痛下杀手。其二：就是前面说过的马汉三派机要秘书刘玉珠在飞机上装定时炸弹谋杀。其三：是美国特工所为，原因是美国政府获知戴笠将对过去与日本人合作者进行一次不顾人道的大清洗。为制止大屠杀，在戴笠的专机气压计的保险丝上做了手脚。其四：共产党除恶。理由是王若飞在此不久前，死于空难，是军统所为。其五：是一次空难，非人为原因。沈醉是这次调查组人员，据他所掌握的情报回忆，就是一场空难。笔者研究戴笠几十年，收藏有大量资料，也认同这是一场空难。

戴笠死后家人的不同结局

昔日显赫一时的“戴公馆”，亦因戴笠一死开始破落。1949年5月，戴笠的母亲蓝月喜病亡。戴笠在1915年与家在凤林镇的原配夫人毛秀丛生有一子叫戴善武(亦名戴藏宜)，外貌酷似戴笠，担任国民党京沪杭铁路警务处少将专员，兼任国民党保安乡自卫队主任。1949年5月江山临近解放，戴善武见势不妙，便携妻儿匆匆南逃想去台湾。但才逃到相邻的福建省浦城县水北乡，便被国民党水北乡公所武装残匪劫获，搜出美元、金条、美式手枪等。解放军浦城县军管会得到消息后，即派兵击败劫匪，将戴善武一行押往浦城县城。不料，戴善武在夜间跳窗逃脱潜回江山。1949年9月初，根据浙江省公安厅李丰平厅长的指示,戴善武在大溪滩乡刘家山被公安干警和民兵抓获，1951年1月在保安乡被枪决，同时 “戴公馆”也被政府没收，一度用作保安乡政府的办公楼。

戴笠父子相继死后，社会上都传闻戴笠“断子绝孙”了。戴笠到底有无后代?后代眼下在何方?最近，笔者和时任江山市台办副主任谢培松先生专程赴戴笠的老家保安乡及江西上饶市，采访了刚从台湾探望母亲郑锡英归来的戴笠孙女戴眉曼女士，解开了戴笠子孙之谜。

戴笠有3个孙子两个孙女，他们分别叫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戴眉曼，还有一个叫戴璐璐的孙女，在寄养时夭折了。 在戴善武被处决后，其妻郑锡英将女儿戴眉曼托交给戴笠家的厨师汤好珠收养，自己带着3个儿子到了娘家衢州城里住了一段日子。随后，便举家迁居上海。1953年末，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指示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派遣军统特务黄铎装扮成渔民，先用军舰将其送过台湾海峡，再乘渔船趁天黑之机，沿吴淞口附近海域偷渡进入上海市。当时刚解放初期，仍有一些敌特分子潜伏在我要害机关里。黄铎混进上海后，便与暗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黄顺发、陆秉章取得联系，策划接郑锡英母子去台湾一事。经过一番密谋后，由陆秉章偷开出上海市公安局的出口证，并将郑锡英改名沈凤英，与戴以宽、戴以昶与台湾特务黄铎一行4人，在1954年1月7日上午由上海乘火车到广州，然后经香港到台湾。而戴笠的第二个孙子戴以宏，则因户口被台湾特务黄铎冒名顶替迁出，无法出境而被留在上海。

再说戴笠的的孙女戴眉曼改名廖秋美，被寄养在保安村农民汤好珠家中，当时她才6岁。在汤好珠的抚养下，戴眉曼渐渐长大并念完小学。由于汤好珠的家庭生活条件较差，戴眉曼从7岁开始就学做烧饭、洗衣、采猪草等家务事。小眉曼不仅人很聪慧，而且非常懂事。到12岁，她就穿上草鞋，和男孩子们一道上山砍柴，从山上将一捆一捆的柴背回家里，年年都烧不完。

   汤好珠有个儿子叫廖长城，人很老实勤劳，戴眉曼称他为哥哥。戴眉曼在他的带领下，七八岁就开始学干农活。到15岁时，戴眉曼人已长高了，不仅身体健壮得像个小伙子，而且人也很勤劳。到18岁时就能干各种粗细农活，甚至有些男劳力能干的重活如扛稻桶等她也行，挑担子她一挑就是一百六、七十斤。所以她在生产队里劳动，当时一般的妇女算半劳力，每干一天记5分工，而她每干一天则记6分工，一年能挣2000多工分，这在当时农村女劳力中，已称得上佼佼者了。

   转眼间几年过去，戴眉曼已从小丫头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论相貌，戴眉曼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可许多小伙子都因为她的爷爷是戴笠而驻足爱门之外。 有一次，邻居大妈给她介绍了江西省在上饶市汽车保养厂的修理工谢培流。小谢的老家在离保安不远的廿八都镇，初中毕业后就到保养厂学修汽车，技术过得硬，人长得也帅，且待人很厚道。他俩相亲时一见钟情，小谢还带眉曼上山采野山楂，并定下了终身。但这时，有人劝谢培流不要自找麻烦，免得将来背“黑锅”。忠厚的谢培流没有动摇，他说：“戴笠是戴笠，他当特务，戴眉曼又不是特务，我为啥不娶她?凭啥要背‘黑锅’呢?”

   “不要怕，党和政府不会搞株连政策。戴眉曼从小在贫苦农民家里长大，政府是不会对她另眼相看的。只要你们双方有感情，就放心地结婚吧。”当时的公社干部姜浩声、毛进洪非常支持他俩的婚事。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讲这样话确是很难得的，所以戴眉曼和谢培流至今仍感激他们。1960年10月，戴眉曼和谢培流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后，小两口相亲相爱，过了几年平静幸福的生活。“文革”开始后，戴眉曼怕受到冲击，便和丈夫商量将户口由廿八都公社迁往江西上饶市。戴眉曼到江西后，曾在一家小厂工作过，后来工厂倒闭，便一直在家干家务。她生有两子一女：大儿子谢明是火车司机，二儿子谢平是个体运输户，女儿谢佳丽在一家纺织厂当统计员。笔者多年前曾到江西上饶采访过戴眉曼女士，一家人日子过得还不错。

     再说戴善武的妻子郑锡英从上海去台湾时，留下了6岁的二儿子戴以宏，由上海市公安局潜伏特务陆秉章托人照料。陆秉章将戴以宏抚养了3年后，终因特务行径败露，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入狱。自然，戴以宏也失去了生活上的依靠，被陆秉章的妻子送进上海一家孤儿院。也算是绝处逢生。原来上海这家孤儿院是由宋庆龄资助开办的，9岁的戴以宏进院后，并未受到冷落。相反，生活条件比住在陆秉章家里还要好。天天住得舒适、穿得暖和、玩得开心，吃的有些食品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国际福利组织送的。戴以宏在孤儿院那几年，压根儿就没吃过苦。

   戴以宏在孤儿院上完小学后，已经16岁了。不久，上海市劳动部门将他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棉纺厂工作。当时，中央提出青年人“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戴以宏积极响应，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头一个报名去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于是，他便由合肥市棉纺厂调往安徽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后来又改当修理工。“文革”中期开展“三查”活动时，戴以宏才知道自己被查出是戴笠的孙子。当时，也有造反派想借此做点文章，但戴以宏反驳道：“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所以我的再生父母是国家。虽然你们查出我是戴笠的孙子，但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你凭什么批斗我？！”由于戴以宏平时工作积极，为人厚道，也就顺利过了关。 1976年，戴以宏在普农山分场与下放的一位上海女知青结了婚。1984年这位女知青返回上海，两人便离了婚。不久，戴以宏又与本场一位女工重新组合成小家庭。如今，他是7级修理工，他的女儿已经6岁。生活过得也蛮不错。

   1991年5月6日，戴眉曼专程赴台湾看望了她的母亲郑锡英。戴以宏也于同年5月24日抵台探亲。戴笠的长孙戴以宽，当年52岁。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得企业管理学士学位，现供职于美国，身边有一子一女。 母子5人40多年来第一次团聚。郑锡英当年已76岁，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在床上躺着。人老了格外思念家乡，她对子女们说：“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回衢州和江山老家看一看。”据说后来到90多岁，郑锡英老人患了老年痴呆症，这个夙愿未能实现，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戴笠的幼孙戴以昶，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在台湾省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近年来，他正在台北市筹办一家新公司。随着台湾工商界人士来大陆投资开店办厂的增加，他也在考虑此事。他表示：今后一旦时机成熟，即回大陆投资办公司。

   过去的事情已成为历史，一切应该朝前看。在采访结束时，戴眉曼女士对笔者说：“我虽然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血缘的关系把我们与戴笠父子连在一起。这些都是无法选择的，但人生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和戴以宏自幼离开母亲，留在大陆寄养。政府和乡亲们并未对我们另眼相看，而在诸多方面关心我们，使我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如今，经过保安乡政府和江山市旅游部门的修理，“戴公馆”已成为江山的一个旅游点，里面挂有许多与戴笠有关的历史资料和照片，从中可以详细了解戴笠生平的许多第一手内情。

                                                                                               （本文原发表在《人民政协报》等多家报刊上） 

总编辑：徐忠友

                               主办

浙江省区划地名学会、浙江省之江区划地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