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梅诗歌朗诵作品集

1951年，霍克斯回国后，开始了新的研究工作。1959年，36岁的霍克斯发表了《楚辞》英文版，同一年，他成为牛津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同事吴世昌的鼓励下，霍克斯着手准备《红楼梦》的翻译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在英语世界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英文译本，有的只是节选本，而且，大量的翻译错误充斥其间，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把林黛玉的人名，翻译为“Black Jade”（黑色的玉--黛玉的直译），吴世昌发现了这个错误，加以严厉的批评，在他的影响下，霍克斯的翻译便用了正确的翻译人名“Lin Daiyu”。霍克斯和吴世昌先生成为一生的挚友。 在1970年，霍克斯抓住了和企鹅出版社合作的机会，全面启动了《红楼梦》120回的全本翻译工作，这时，他面临一个抉择：极其巨大的翻译工作量，日常的教学工作。霍克斯知道，他翻译《红楼梦》，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因为西方世界还没有一个全本120回的英文《红楼梦》。他最后做出了艰难的抉择，辞去牛津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教职，全心投入《红楼梦》翻译，这在国际汉学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还没有一位汉学家，是为了翻译中国文化而辞职回家。 霍克斯用了10年的时间，翻译了前80回，分别在1973、1977、1980年出版了英文版《红楼梦》分册，最后四十回，由霍克斯的女婿汉学家闵福德完成。由此，西方世界第一部全本120回的《红楼梦》便诞生了。 霍克斯的《红楼梦》英文版，至今在西方世界拥有独一无二的经典地位，20世纪80年代四卷本《红楼梦》英译全本出现之后，20多年内，还没有一部《红楼梦》新的英译本出现。英国翻译家戴乃迭和杨宪益合作翻译的《红楼梦》，在中国内地拥有影响力；而霍克斯版，则在西方世界一领风骚。

浪漫主义是主导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美术、音乐的文化运动，与观念论哲学同气连枝。它赋予了“艺术”这概念一种典型现代的含义。艺术能否呈现崇高性？浪漫主义对崇高性的探寻，带来了艺术的宗教化以及宗教的艺术化。 西方艺术发展至今，当我们回头反思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能对我们日常的美学品味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11月7日（周六）15:00，本期文澜讲坛，我们邀请了来自浙江大学哲学系的曽劭恺教授做客钟书阁杭州店，他将带大家一起穿越时空，探寻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 曾劭愷 （牛津大学哲学博士DPhil, Oxon） 2017年入选浙大百人计划，担任哲学系、宗教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著有专著Barth's Ontology of Sin and Grace (Routledge, 2018)、G. W. F. Hegel (P&R, 2018)、Karl Barth's Infralapsarian Theology (IVP Academic, 2016)、Immanuel Kant (P&R, forthcoming)，以及学术权威《牛津手册》系列之The Oxford Handbook of Nineteenth-Century Christian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布莱克威尔指南》系列之Blackwell Companion to Karl Barth (Wiley-Blackwell, forthcoming)专书论文等。为北美巴特学会（KBSNA）于美国宗教学学会暨圣经文学协会2019年年会（AAR/SBL Annual Meeting, 2019）受邀专题讲员（keynote speaker）。其专文“Barth's Actualistic Ontology”被收录为普林斯顿研究生课程“Theology of Karl Barth”（George Hunsinger教授主授）之指定阅读教材。